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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衡阳本土文学概论
发布日期:2011-04-30 10:00       浏览次数:      来源:未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拨乱反正”政策在衡阳正确地贯彻执行,和着当代文学在内地复苏的节奏和心跳,衡阳本土的文学格局也在瞬息万变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一代的作家抖落了历史的阴影和包袱,在时代的浪潮中重新引亢高歌;新生代的作家们沐浴着思想解放的春风,尽情地啜饮世界文学的营养,茁壮地成长;一些正当年的作家由于工作关系去了外地,使衡阳本土文学创作骤然缺少了强劲的、动人的音调;但一些颇具实力的作家又加盟其中,则带来了异样的风情和旋律;更加令人期待的是,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自由开放的环境中主动求新、求变,从而使衡阳本土文学繁花似景、百鸟争鸣,出现了蒸蒸日上的气势。虽然也出现了水平参差不齐等各种问题,但较之以前,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来讲,都可算得上衡阳本土文学繁荣的新高潮了,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一、文学实绩
 
        在衡阳跨越式的发展中,文人作家辈出并各领风骚,在省内、国内都产生了不错的反响,这从各级作家协会会员的数目增长就可以得到印证。在此,我想根据衡阳文学的发展状况、本人对衡阳文学的了解及掌握的资料,从地理学和类型学角度描绘出近三十年衡阳本土的文学“地图”。
 
        第一,小说。衡阳的小说作家人数虽然不多,但发展的势头却是不错的。长篇、中篇、短篇和微型小说,各种文体、题材、主题、风格等都有人尝试;其中,由于长篇小说的篇幅较大、周期较长以及其他原因,献身于此的作者相对少一些;短篇小说虽然要求较高,但写作的人数却很多且影响更大。如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知名度的作家、作品有郭林春的《黑夜与骚动》、《半空中荡秋千》、《青春风暴》、《河西听风》,陈寿群的《蔡伦传奇》,邓开衡、邓开善兄弟的《黑河》、《在这个夏天》,曹中庆的《曹中庆中篇故事精选》、甘建华的《西部之西》,胡仲明的《夏日的游泳池》,贺文健的《爱情跳棋》、《温柔的枪手》、陶雄喜的《内幕》、李响的《迷雾之城》、《野兽之城》等,李时英的《苏东坡》、刘政的《智勇歼敌》,犁华的《烽火记》、《潇洒度夕阳》,刘才文的《长命三寸丁》、《衰竭》,许睫的《青青的百叶窗》,渐平的《浪漫少年——追求》、曹德的《弯路》等等。
 
        第二,诗歌。如就影响而言,衡阳诗歌的成就应该是最大的。民间诗人、诗歌社团、诗歌活动及其创作,都表现得比较火热,如雁廻诗社、“湖南诗人”群体,以及为数不菲的校园诗人,等等。其中,现代诗创作和古体诗词填写双峰并恃,名家纷出,影响较好的诗人诗作有曹立峰的《立峰诗文选》、陈阵的《在河之洲》,陈群洲的《远去的冬天》、《隔河而居》、《春天的声音》、《陈群洲爱情诗选》,旷厚勤的《秋韵》、《人生唱着走》、《太阳香》,曹中庆的《苦乐居诗词选》、郭龙的《野葡萄的风》,胡丘陵的《一种过程》、《岁月之纹》、《拂拭岁月》、《与风同行》、《2001年,9月11日》、《2008,汶川大地震》等,冷燕虎等人的《有一种方向叫远方》,聂沛的《天空的补丁》,刘政的《遨游华夏诗词选集》、充原的《在风与风的缝隙》,宁健民的《宁健民诗文选》、唐昭学的《骥园新咏》、萧润波的《玫瑰诗草》、许睫的《落泪的情人节》、颜娃沙的《故乡风韵》,李镇东的《稻芒上的蛙鸣》、《晴空向南》,刘伟湘的《命运红帆船》,等等。最近,重要民刊《行吟诗人》以重要篇幅推出“衡阳诗群作品展”之入选诗人基本上揽括了当今衡阳诗坛有代表性的诗人及作品,他们是:聂沛、胡丘陵、冷燕虎、陈群洲、起伦、肖勇、郁金、郭龙、郭密林、吕宗林、刘定安、谢湘南、家禾、一秋、逸鸥、杨超群、充原、李志高、蓝灵、一把锁、怯情、邱红燕、封志良、罗百君、法卡山、窈窕深谷,等等。
 
        第三,散文。作家人数众多,各种文集也纷纷出版,无论是在新时期之初还是当下都风头不减。美文、小品文、长篇散文、寓言、尤其是杂文,等等,不但个性突出,精彩纷呈,而且均表现了不俗的水平。较为出色的作家作品有蒋勋功的《衙斋卧听》、《公余杂谈》、《庭中望月》等,颜长青的《咀嚼》、曹希荣的《狗尾草》、谭浩泉的《忘忧草》、周新铭的《饭余杂谈》、聂旦平的《跋涉纪实——岁月留痕文集》、贺良凡的《闯荡人生》、许家祥的《无花的月季》、曹志辉的《生命的邀约》、廖文友的《生命自由在深夜》、薛昌津的《无声的青泉》、彭昭维的《彭昭维作品选》、李升平的《衡阳杂文选》、《为文一地,立论一方——李升平乡土杂文创作文选》、聂旦平的《跋涉纪实——岁月留痕文集》、贺良凡的《闯荡人生》、许家祥的《无花的月季》、刘定安的《黑竹林》、陈有期的《衡阳史话》、陈阵的《船与月光》、彭玉成的《上封行——南岳衡山文选》、《岳北红旗飘》、《南岳趣闻》、《南岳览胜》、《潇湘的传说》、《天下南岳》等,甘建华的《天下好人》、《铁血之剑》、《中国医疗纠纷备忘录》、《江湖游医》、《夜晚的玫瑰》(上、下册)、《辉煌之序》、《蓝墨水的上游》、《江山多少人杰》、《南岳笔记》、《衡阳往事》,郭林春的《绿色热土》,等等。
 
        第四,戏剧。总体而言,衡阳的话剧创作并不发达,同时又承受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影视等其他娱乐方式的冲击,因此更显得冷落。即使部分作者在执著地从事话剧创作时,不但显得悲壮,而且经常陷入排练难等窘境。不过,盗火者总是不缺乏的,一些作家立足于本土,从多个方面多话剧创作进行尝试,如具有全国影响的刘和平就编著了《甲申祭》、《雍正王朝》、《沧海百年》等剧作,许睫的《陪读》、《青青的百叶窗》(上下集)、电视剧《小月亮》和诗文剧选作《绿色的小屋》等,徐康立的《徐康立文艺作品选》、刘保鲁的《王船山三拒吴三桂》、《衡阳雁去》,罗开华、徐康立的《路考》,话剧小品《桥》、《英雄的生日》、《下岗馒头上湘堤》、《人与人》,王增英的《妻子的心》,等等。
 
        第五,这里还值得提及衡阳本土的网络文学,写手众多并正在成气候。除了衡阳作家网经常可以见到他们的勤奋创作之外,还于2011年元月份成立了衡阳市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分会,选举东方血红、落霞分任正副会长。在他们之外,比较出色的写手还有徐文伟、彭建华、青云居士、段洪归、流山溪、任东华、郝遴风、漂泊诗人、云深不知处、笑傲清贫、寒枝、幽幽茶香、高山有好水、周雪徕、旷野道人等,以及聚集在逥雁诗社、湖南诗人、曼妙人生文学群、中华船山、林之深等QQ群里的网络写手,他们身份各异,但都有着对文学的热爱;尽管还缺乏标志性的著作,也存在着当前网络写手的诸多局限性,但仍然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绩,如漂泊诗人就荣获了2009年度凤凰网十大金牌写手的称号。
 
        在地区的文学创作中,衡阳还是比较繁荣的,这不仅在于诸多专业作家和体制内作家的刻苦努力,也在于不少民间文学爱好者和网络写手的积极参与,从而使本土文学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
 
        二、对现实的批判
 
        从各种条件来看,衡阳并非中部区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没有其他特别的优势;从生活节奏、时代的感应度以及人们与国际的接轨程度而言,总是比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慢了很多步伐。因之,从社会的风俗人情习惯来看,存在着深在的稳定性,从而与世界的时尚、潮流、风云变化也拉开了不少的距离。不过,在全国一盘棋的格局中,在日益迅速和频繁的变动中,在越来越现代化的过程中,衡阳也以神经末梢的方式,以滴水藏着宇宙的方式,以和外部世界互相交融的方式来反映、凸显和表征了衡阳日新月异的变化频率。正是源于这种差异及其矛盾,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许多作家,都自动地适应了、认可了和领会了衡阳的诸多动荡与无奈,同时也找到了本土文学创作特殊的突围方式。这就是:不求最先、但求传神地反映衡阳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世代变迁;不求时髦、前沿和亦步亦趋地跟随当代文学潮流发展,但求准确、深刻和独特地概括衡阳的人文蕴涵与个体自觉意识;不求历史意识的宏阔性,但求诗意的、片段地抒情和描绘;不求以后现代的方式来变形或者扭曲衡阳的真实生活,但求敦厚、诚挚、凝练地反映衡阳的历史兴衰、时代风云和逐渐消失的乡村牧歌。本土作家以饱满的热情、厚重的使命意识和温暖的情怀反映了衡阳和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剧烈转型。
 
        在创作主题上,衡阳本土文学首要的还是立足于当地丰厚的文化蕴含与现实变迁。诸多作家在频繁的交流中,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放眼天下的胸襟、眼光和湖湘文化的济世情怀。因之,他们的创作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的,不但多方面地描写中国的全球化进程,以改革开放之喜为喜,以改革开放之忧为忧,而且还传神地记录了衡阳人在精神、道德、伦理、心灵和价值观等的痛苦地蜕变。在此,非常值得关注的有胡丘陵的第三代政治抒情诗,如《一种过程》、《岁月之纹》、长诗《拂拭岁月》、长诗《2001年,9月11日》、长诗《长征》、《胡丘陵长诗选》等诗集,他常常选择中国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时间或者人物进行宏阔地书写,境界大,气魄足,蕴涵深,视野广,哲学的氛围比较浓厚,浓墨重彩地渲染了气吞万里如虎的中国风韵;既站在历史的峰巅豪迈地抒情,又站在现实的深处自信地展望,在精神的制高点上和着社会变革的主潮,畅快淋漓地抒情,波澜壮阔地展示了中国不可遏制地冉冉上升;同时,他的语言、意境和价值取向等方面,都深刻地浸透了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是普遍与独特的统一,个性与集体的糅合,边缘和中心的互渗。读他的政治诗,仿佛在享受着轻重缓急的音乐节奏,在舒展着中国不同时期的彩色画卷。如果说,胡丘陵是在高端进行着宏大的政治抒情的话,那么,张沐兴的《在衡阳》、《因为》、《张沐兴新闻诗选》等诗集还精心地择取了某些特殊的“点”尤其是影响大的新闻事件,以审美的方式重新发掘了某些事实的人文价值,也发现了被日常湮没的人性之光。甘建华的《天下好人》、《铁血之剑》等文化散文则对衡阳比较典型的案件进行追踪,不但最真实地上演了衡阳人们的欢乐与忧愁,而且还涉及到了法制、改革、传统、习俗等诸多范畴,为我们铺开了一幅幅衡阳的民俗图和生活秀。雷安青的《茶楼闲谈》充分地运用晚报这一阵地,对世事怪相进行闲谈,尤其是着眼于衡阳本土的大城小事,蛰痛着人们的灵魂,也寓教于乐并警醒他们与时俱进。李昂的《太阳从这里开始》通过一群中学生朝气蓬勃力争上游、一批知识分子无私奉献、一批改革者忍辱负重,表现了中国终于渡过了野蛮而黑暗的“文革”时期,开始健康地走向光明的未来。尤其是李升平、蒋勋功等人的杂文创作,几乎就是衡阳人们的记事本;作者或为公务员,或为记者,都是从基层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每天都与群众打交道,最充分地感受到了衡阳人的呼吸和心跳,每有所感就书之于文,因之我们能够原汁原味地触摸到衡阳人的日常生活。
 
        这些作家撇开了外在世界的浮华,而是以理性、科学的眼光来深切地关注衡阳人的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从中找出社会转型所产生的利益纠葛及其代价,细腻地抒写或者剖析每个生命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他们在为时代鼓与呼的同时,也从自己的良知出发,批判那些不良的社会现象和道德伦理,弘扬崇高的价值观和典型人物的优秀品质,更为社会的将来发展提出了自己探索性的意见。他们爱着这片热土,以悲悯的情怀和批判的眼光看着他们在改革进程中的功与过,思考着与他们生命休戚相关的土地的过去与未来,理性地评价着改革开放在衡阳的曲折与发展,甚至还从道德精神等方面来反映乡土衡阳是如何迈入现代都市的,他们自觉地承担起了衡阳代言人的责任。因此,他们的文学格局虽斑斓参差,在深刻中却别有洞天;他们力图捕捉并辑录改革开放在中国的某个角落——衡阳的微澜,也力图发掘促进社会前进的深层动力。
 
        三、对历史的反思
 
        在衡阳人看来,这块土地虽然比不上北京、西安、洛阳的文化底蕴,但漫长的历史也赋予了她充分的积淀和独特的内涵,特别是南岳衡山和湘水明珠,更是为其增添了浓浓的文化气息。从人类先祖与衡阳的关系来看,既有大禹治水衡岳求策,以及如白马峰、金简峰、大禹石、禹王城、紫金台、大禹岩、禹绩溪、禹柏、禹庙、神禹碑等等许多与之相关的古迹;火神祝融是湖湘的先祖,黄帝南巡的时候曾多次足涉衡岳,嫘祖巡幸身献寿岳。他们为衡阳抹上了一层神秘而悠远的光彩,也孕育了许多后来的衡岳名人,如纸圣蔡伦、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王船山、清兵部尚书彭玉麟、南学津梁曾熙、“湖南的一面旗帜”谢晋、爱国学者谢彬、一代女魂唐群英以及朱全等人;吴三桂还曾在此建立过短暂的大周政权,毛泽东也曾在此从事过光辉的革命活动等等,人文资源非常丰富。
 
        衡阳与中国的文明生息相关,为此,许多作家力图回到浩渺的过去,从丰富繁杂的历史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和契机。他们希望在日新月异的今天描绘出辉煌灿烂的过去史,以便为衡阳的未来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资源。同时他们也常怀着忧患之情,在对衡阳的历史进行严厉的审视之时,也对这块土地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既挖掘出衡阳人性格的积极因素,也不留情面地批判了滞留在衡阳人性格中的惰性;既为衡阳在历史的转折处“被落伍”而感到心痛,也对衡阳人敢于担当历史的那种“蛮性”进行现代转化。总而言之,还原历史是为了重新认识现在,批判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缅怀先祖是为了立我们的事业之“基”。在地方文化风起云涌的格局中,重新打造衡阳的形象,亮出衡阳的品牌,树立衡阳的精神。
 
        许多作家从多个方面表现了衡阳的丰厚历史:一是对衡阳历史名人钩沉并予以重新认识。湮没的历史已经无形,但这些曾经影响甚至改变过历史的衡阳人,却是一座座山峰,把历史绵延地贯穿了起来,通过为他们作传记,不但闪亮了衡阳的过去,而且也重新牢固了我们的筋骨,增添了我们的信心。如《蔡伦传奇》就通过对“纸圣”蔡伦的颠沛、辉煌而又凶险一生的描述,不但写出了衡阳人的骨气,写出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执著、坚韧和不可遏制的创造力。蔡伦成了一个太监,但他却并没有自甘堕落,了无声息地度过一生,而是在不同的打击、陷害和污蔑之下忍受了人生极限的考验,终于发明了造纸术并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成果。作者有意识地把蔡伦置于复杂的环境之中,写出了他的“倔”,也有意识的拷问了这种“倔”的根源在于衡岳文化的蛮悍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内在之“硬”,由此重新唤醒了今天衡阳人的血性。《唐群英评传》则以20世纪历史为宏大背景,写出了一个从封建网络里冲出来的弱女子,如何为了追求自身的权利、为了追求女性的解放、为了追求民族的崛起、为了追求人类的和平发展而不惜殒身以殉,终于成就热血一生的故事。其他比较出色的还有《王船山评传》、《马英九评传》、《龙应台评传》、《琼瑶评传》,等等。二是除了这些经典的名人传记之外,一些作家还根据衡阳的民间传说进行孵化、推演,写出了许多惊险的传奇,如《黑蝴蝶》就在“简介”中这样提到,要为读者呈现一帧血与火的画卷,正义与罪恶的血刃之战,拯救与陷落的短兵相接,奇诡雄浑的生死传奇,缠绵悱恻的爱情绝唱,一首埋葬地狱之火的挽歌,一部涅槃人间凄美的诗章。还有一些作家以回忆录的形式,以自己在20世纪浪潮中的不平凡的人生追求为线索,写出了一个普通人对伟大历史的独特看法,从而重新诠释历史的可行性,如聂丹萍的《跋涉积石——岁月留痕文集》;李响的《迷雾之城》、《刺杀李鸿章》是大清外交官系列之作,由于作者的艺术出身,使著作充满了辉煌的想象力,如《刺杀李鸿章》的“荐语”认为:小说讲的是1896年,李鸿章应邀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仪式。此行实为商谈《中俄密约》,达成中俄联盟,以遏制日本在远东势力的过分膨胀。临行前夕,李鸿章做了一个恶梦,梦见自己深陷狼群,四面楚歌。大清外交官陆云起受命先行前往俄阔,为恩师李鸿章扫除危险与障碍,却不幸遭人嫁祸,陷入绝境,受到狼群与俄国警方的双重追击。在他逃亡与追逐的途中,各方势力交错对抗,一个隐藏在西伯利亚深处的狼人帝国,一个刺杀李鸿章的阴谋赫然浮现。作者借用历史给读者展现了一幅有人物、有传奇、有地理、有风情的多元画卷;①也有一些诗人以诗歌的形式,描出了过去岁月帧帧充满了关节性的画卷;蒋勋功的杂文经常以历史的个案为对象,剖析历史成败之因,感悟哲理人生之味,寻求现实解决之道。在这些作家看来,历史是一座丰富的矿藏,从不同的角度进入,我们将获得更为丰富的馈赠。
 四、个体情感的现代抒发
 
        处在改革开放的涡旋中,衡阳也和其他的地区一样,经历了转型的阵痛、秩序的重建、文化的更迭、伦理的更新。在天翻地覆又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中,衡阳人与世浮沉,跌倒爬起来,不断地经受着时代的捶打和人性的裂变。因此,由乡土传统所形成的一整套的生活行为方式,都渐渐地坍塌了,他们也不得不和着时代的节拍,不断地投身、融入到时代的节奏中去。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演变中,许多衡阳人沉浸到记忆、性格和集体无意识的深处,对个体的现代化的情感进行了哲理的和不无矛盾的阐发。
 
        这类创作主要集中在诗歌和散文方面。第一,一批老词人以古体诗词的形式反映他们与世纪同行的世纪风貌。由于亲身经历过历史,感受过历史的巨变,他们回望过去的时光,更清楚地意识到了他们参与时代的、历史的全过程。他们幸运于见证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变迁,幸运于中华民族在经过历史的惊涛骇浪之后安然地前进,幸运于他们披上了先贤们的理想霞帔,终于达到了彼岸,幸运于他们能继续在这个沸腾的时代发挥余热,并充满无限希望地走向未来。因此,在他们的沧桑之中,更有着对生命意义的深情诉说。在他们看来,不断地奋斗,为理想献身,成为有用的人,促使他们与时俱进,促使他们毫无保留把自己投身到历史的滚滚红尘中,如戴述秋的《石鼓书院诗词选》,曹中庆的《苦乐居诗词选》,蒋薛的《江雪诗笺》、《雁城新咏》、《清泉词草》,刘政的《遨游华夏诗词选集》,唐昭学的《骥园新咏》,萧润波的《玫瑰诗草》、《南下集》,等等。古体诗词的形式虽然是旧的,但流泻其中的则是各种现代精神,也充满了使命意识、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无疑渲染了衡阳人内在的精神风貌和勇往直前的奋斗气概。
 
        第二,更多的是一批新生代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直触现代人的心灵,感受着现代人的呼吸和脉跳,无尽地演绎现代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与悲欢离合。他们在充满诗意的运营中,努力打碎现代人的概念化和神秘感,把自身还原到人的零度,使之呈现出生存的稚态和粗糙,然后又不惜把他们在现实语境中隔离起来,力图用思想的火花去碰撞出片片绚丽的情诗,以有限的笔墨凸显了现代人丰富的参差的情感景观和执著的理性判断。这主要体现为陈群洲、张沐兴、吕宗林、西怪江荣、充原、许睫、曹志辉、郭密林等人的诗歌。其中,陈群洲被喻为雁城的“情诗王子”,他从朴实的土地上走来,以对生活充沛的爱,永不屈服的进取精神,顽强不息的韧劲来表达对生命的赞颂,对爱情的渴盼,对理想的坚守。他不是单纯的依赖于原发的现代情感,而是回到古典和传统,从那里找到与生命相契合的情感基础,然后经过现实的渲染,从而锻铸出一段段温婉的沁人心脾和最朴实的人情之爱。虽然,他的文化资源是庞杂的,因此诗中不可避免地充满了一种杂乱和背离,不过作者并不以此为“隔”,而是力图从别人止步的地方发现诗歌新的起点。其实,他提出“诗散文”的概念,除了形式的讲究之外,也渗透了他对情感的逆向探索,因为,在别人看似混乱之处,却恰恰吸引着他有意为之,在他看来,不同的意象在变化的语境中重新组合或者剥离,能够产生了极大的陌生性,也打碎了诗歌固有的框架及其词语的操作范式,从而也把现代人博杂、冲突的矛盾非常逼真地和冲击性地表现出来。郭密林则惜墨如金,可以说,他犹如一个裁剪师有意识删去了现代人情感的繁杂性,使之回归到简朴原始的情感生活状态。在他看来,任何现代人对生活的情感都不是完整的,充满了破碎和拼贴,对之进行提纲挈领地还原,恰恰就是使现代人的情感能最有效地实现现代转换,并与时代同行。吕宗林的乡土诗则以反其道而行之的姿态,希望如沈从文一样从乡土的根性中发掘个体情感存在的契机和机会,从而补缀现代人已被粉碎的情感生活,他总是在进行逆向抒情的。冷燕虎则努力寻找与现实对应的情感模式,然后把它风干,力图发现现代人已被镂空的情感脊柱。聂沛的诗歌把自己处在孤独的现代化之墙中,力图建构起与之对称的情感姿态,在热闹之中保持个体的独立性和进取姿态,同时又毫不回避自己的溃败、单薄、软弱与瘦小,在不对称的比较中,还原人的真实处境。还有西怪江荣,以一种执著与疯狂的方式书写边缘人群被遗忘的情结,重新展示了生活的丰富。充原的诗歌则含有一种平稳,他试图杂糅不同艺术对情感的反馈,如木刻、绘画、书法等等,以传统的知识分子的修身养性,来映照现代情感的反文明性。刘伟湘尽管遭受过生活太多的磨难,但他从不认输,而是以感恩的姿态,抒发了在命运坚硬的磨砺中的挣扎与痛苦、收获与欢欣,以及在冥冥之中对启示的祈求与等待,注入了无限的感伤与爱情。旷厚勤则以轻抒情的方式,唱出了心底对三湘四水无私的爱与热情。郭龙的《野葡萄的风》曾被谢冕、卞之琳和徐迟等老一辈诗人高度评价,认为在中国新诗的转型中起了一定作用;诗歌格律精深,意象古朴奇特,语言深沉厚重,尤其在情感的表现上,郭龙更把世俗社会的冷酷与无情,诗人对理想的浪漫追求与不可实现的悲哀与绝望,超越于芸芸众生的优裕与道德感,拯救世人的豪情与尴尬,都在浓缩的抒情中得到了有效的阐发,等等。
 
        由此看来,他们都是敏感地以个体为立足点,探讨面对汹涌而来的现代化大潮时个体的拯救与溃败、独立与被集体化、感动与冷漠。虽然价值取向不同,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写出了对现代情感的亲近及其不同面相,从而横截面地显现出了衡阳人在近三十年的精神嬗变及其哲理思考。
 
        五、乡土诗意的激情迸写
 
        费孝通认为,乡土性是中国人的根性,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与血脉之中。因之,衡阳无论怎样地现代化,与乡村的血缘永远是割不断的;在都市的深处,仍然积淀了太多的乡村遗痕。许多衡阳人仍然把自己看成是乡村之子,他们在享受都市现代的生活方式之时,骨子里仍然表现了对乡土无限眷恋的情怀及其与生俱来的土地精神。正如一位黑人诗人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没有这/还有什么值得可说的呢?!土地几乎成了衡阳人立足于城市的信仰,在城乡之间不断地晃来荡去就成了衡阳人主要的生活方式。对作家们而言,吟咏乡土也就成了本能的事情,成了他们写作的根本理由。近三十年以来,许多作家就是踏着乡村小路而走上文坛的,比如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新乡土诗派诗人,以及刘定安、彭绍章等人,他们对乡土的吟咏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用原汁原味的方言土语来勾勒衡阳乡下的生活、邻里之间的相亲相爱,以及无尽的斗嘴饶舌,改革开放大潮在农村中引起的人际关系、人情世态、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变化。衡阳乡下特有的风俗习惯,以及生活在山水之间的衡阳人特有的生命情怀。通过他们的作品,我们几乎看到了衡阳乡村生活的“清明上河图”。
 
        如刘定安的散文集《黑竹林》就表达得极为传神。尽管生活在城市,但刘定安并未认为自己离开乡村,而且每年还几次到乡村或者居住,或者检查工作,或者看望父母,或者游山玩水,等等。他始终把自己当成农民的一员,始终以农民的心态来看待这块土地上的人与事,也深情地抒发了他对农村的赤子情怀。所以,尽管身处在在闹市的霓虹灯里,但他的笔尖往往飘过丝丝缕缕清凉的泥土气息,沟前杂草,沟里的肥鱼,老屋场背后的竹林和鸟鸣,邻家饱经沧桑的老奶奶,曾经寄托了青春和梦想的伸向远方的石子路,集市上亲切的乡音和粗野的骂人,每年走亲戚繁琐而又腻人的仪式和礼节,等等,都成了他取之不尽的源泉。只有在对乡村的留恋中,他才感受到了人性的纯朴与沁凉的人生滋味。他的散文不追求猎奇,也努力避开现代文明的污染,力图追求最原始的标本和存在,还原人的最根柢的生活状态,乡村成了他的创作乃至人生的大书。彭绍章则在小说中着力地、形象地表达扩散在平凡人身上的时代苦闷和精神荒芜,如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没有波澜的传奇:两地分居、在乡中学清贫地任教、妻子的温柔等待,儿女在池塘中戏水,等等,活泼盎然地道出了普通人家在艰难岁月里的天伦之乐。他直追赵树里的山药蛋派,力图以不可复制的写作姿态来凸显衡阳的底层真实。这种过于零度的创作姿态强化了衡阳文学的独特性。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一捧起彭绍章的作品,就可以复活我们心中的岁月。
 
        谢应龙的《灵灵和一朵花》则以童真的眼光追逐逝去岁月里的片断与刹那的真实性。显然,他对乡土的吟诵不在乎外象的模拟,而更着重于情感的深度介入,我们既可以触摸到他对生活的浓厚的爱,也可以感受到他对这片热土无法割断的眷念。朱文科则传神地画出了他的人生之河,作为衡阳土生土长的子民,他几乎没长时间离开过这个地方,对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事物和人们太熟悉了,也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他的散文集《煤油灯》道出了衡阳过去时代的辛酸与温馨,也写出了成长的苦痛与快乐。而影响颇大的新乡土诗派诗人吕亮耕、吕宗林父子,在将自己的土地情结经过长期地发酵之后,超越了对具体事物的局限,上升到了哲学和美学的高度,重新审视这块多灾多难而又热血沸腾的土地。他们的情感真实得无以复加,他们的抒情也力所能及地普遍化,从而与古往今来的土地之歌进行对接。其中,我们看到了沈从文的湘西情结、周立波的益阳情结在恍惚地飘过。他们对乡土的吟诵既有对乡土的人与事的叙述,也有对乡土作为精神家园的追问;无论是对乡土的审美化,还是对乡土的严厉批判,都渗透了他们不变的地之子情怀,乡土也成了他们的灵魂支柱及其创作源源不断的动力。六、艺术的坚守与突围
       
        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文学已经历了眼花缭乱的变革,西方的各种艺术形式一窝蜂地涌进了中国,以至形成了1985年的“方法年”。在某种程度上,人们认为当代文学已经与世界文学取得了同步性的发展。虽然这种说法未必令人信服,但是,与西方文学的对接,仍然多方面地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形式、面貌及精神状态,尤其是不断变化的现实,更使艺术技巧日新月异并呈现为混乱的美丽。与之相比,衡阳文学尽管在取材上与时俱进,但在艺术方面却显得过于滞后。综观近三十年以来衡阳文学的发展,现实主义仍然是其中的主潮,并以强大的惯性显示了非同寻常的执著及其不容质疑的权威性。
 
        这种现实主义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努力去掉政治对现实主义的干预,使之位移到审美上来,符合了现实主义回归的潮流。许多作家追寻着典型性、真实性、倾向性等等现实主义的标准,从细节和场面中去寻求艺术的突破,或者以朴素的语言直截了当地表达内心的情感,寻求与读者面对面的交流和理解的冲击力,有的作者甚至采取了实录的笔法,追求非虚构化。我们可以从许睫的《陪读》窥其一斑。据作家自述,《陪读》花费了她大量的精力,她先充分考察了市八中等省重点中学家长陪读的真实状况,又分别采访了不少当事人;尤其是作为一个母亲,她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再以此来思考和理解居住在重点中学周边的“移民”,她传神地写出了此书。她的写作原则是驱逐概念、呈现生活、不作判断、还原真相、抵制想象、追求实录。通过几个家长与孩子的酸甜苦辣的陪读生活,写出了应试背景下这一独特的现象。显然,许睫几乎在追求零度写作。第二,迄今为止,衡阳还没有一个在全省以上有影响的文学群体或者流派。不过,许多衡阳作家作出了艰巨的努力并打出了许多旗号,如诗散文,第三代政治抒情诗、新闻诗等,他们的创作也为自己的理论进行了很好地例证,并在推进了现实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形成了某些共同的审美特征:如追求方言土语的充分运用。从秦建国、胡仲明等人的小说来看,他们有意识地运用了方言的魔力,或者不时地夹杂一些地道的土话,使人在阅读时产生一种新颖的阻隔,仿佛流水冲到了石头溅起的浪花,给人以陌生化的感觉;或者诚实地述说本地的故事,从亲戚与熟人之中去寻找素材,并孵化成传奇。如胡仲明的《美人窝》就借鉴了衡阳这块土地上的土匪传说,充分利用想象力进行演绎,写出了这片热土上的血与愁、爱与恨、痛苦与幸福。这种本土化是深入到骨骼与血液的,既撕裂了现实主义固化的壳,把这些局部的却是陌生的因素强行地镶嵌进去,活络了现实主义的动脉,使之遍地开花。第三,由于背靠着邻近的乡村牧歌文化,所以,在气质上,衡阳人就体现了极为安闲、温文尔雅的姿态,也显示了做工的精巧。许多作家不刻意追求宏大的场面,却往往像一个勤奋的农夫一样力求精耕细作,如语言的精准、结构的玲珑、格局的阔大,并努力追求简单、朴素与平凡之美。
 
        新时期以来的衡阳本土文学创作,也塑造了一批有个性有光彩的人物形象:第一,对衡阳历史上的文化名人进行复活,如蔡伦、王船山、夏明翰、彭玉麟等等。作家们得天独厚地运用了本地历史对上述人物的传说,加以丰富的想象,使之个性突出,呼之欲现。第二,彭绍章、李昂、胡丘陵等人写出了忍辱负重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都有着“犟”的性格,敢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越是艰难的环境越显示了他们的韧性及其不甘屈服的内在风骨。不过,作家们也不回避,在宗法制的农村生活中,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延续了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及其对他们的重压与窒息,从而表现出了软弱、驯服、保守、封闭。许多作家都感受到了,这也许是制约衡阳发展的深在的痛苦与障碍,如在文革时期被扭曲的学生,在贫瘠的稻田上世世代代勤苦劳作的农民,被生产车间零件化的工人,为改革开放冲锋陷阵的猛士,在都市的霓虹灯中为生活奔波的红尘男女,等等。
 
        如果从类型来划分,这些人物形象可分为如下几类:一是草莽英雄,如胡仲明的《美人堡》中的主人公敢爱敢恨,敢冲敢杀,快意恩仇。二是平凡的农民,他们淳朴,恪守传统文化规范,安分守己。面对着时代汹涌而来的潮流,他们虽不情愿但也无可奈何地变革,既表现出了生活的智慧和纯正的品德,但也不缺乏狡诈,如彭绍章笔下的诸多农民形象。三是都市男女,这些人追逐时髦,在婚外恋、卡拉OK、霓虹灯等灯红酒绿的生活中,陶醉于各种刺激,灵魂空虚,自以为是。四是艰苦的建设者,他们敢于屹立潮头,气魄宏大;敢于与各种旧的制度进行斗争,也具有现代文化知识和现代管理才能;敢于担当起振兴衡阳的使命和大任;虽然也不乏挫折,有的甚至中途变节,但他们带给人的却是一股不可遏止的动力、破坏性和生命感。五是某些朴素的奉献者的形象,如乡村教师、基层农民和一些处在底层的打工者。他们虽然身份卑微,但却怀美好的理想,渴望以自己的微薄之力进入社会的大合唱中;他们的待遇低,但从事的工作却是高尚的;条件差,但他们却乐此不疲;可以说,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衡阳的小说、戏剧乃至散文的创作,虽然总体成就还不尽如人意,但上述作者的努力无疑已经为衡阳本土文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上述人物形象有的仍然活跃在衡阳的舞台上,并赢得了衡阳本地人民的喜爱;尤其是他们的乡情乡音,以及对衡阳本土人民生活的精确描摹,更使之成了衡阳人民心目中的“土经典”,有的甚至超越了衡阳的地界,而在省内乃至全国发生广泛的影响。 七、症候分析及其应对
 
        由于衡阳地处湘中,地理环境独特,如多丘陵地带、雨水多、动植物生长旺盛,到处都充满了生命的蓬勃力量。同时,在这山水之间,也使得人们充满了生命的斗志,他们不辞艰辛,克服万难,在这片土地上顽强地生存,尤其是长期以来衡岳文化中不服输、倔强、霸蛮等因素的深在影响,无疑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文化习惯。无疑,衡阳本土文学也受到了这种文化基因的深刻影响,从而形成了自豪、精致、真挚的性格,杂糅北方的“刚”与南方的“柔”形成了刚柔相济之相。我们无论是阅读郭龙诗歌的精巧与秀丽,还是陈群洲诗歌的缠绵悱恻,或是郭密林诗歌的小巧玲珑,或是许睫戏剧创作的婉转柔软,等等,都仿佛行走在湘南的田园里,感受着花鲜鸟语,风和日丽,但又不时地承受着夏天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的凛冽,以及云开雨撒之后的清新。同时,在创作中,几乎每个作家都在努力地寻求自己的特色,寻求自己的个性,甚至还以口号或者旗帜来显示自己的独特存在,如黄成之“历史上第一首奥运长诗”、漂泊诗人之“凤凰论坛金牌写手”、胡丘陵与陈群洲之“衡阳诗坛的双子星座”,等等。
 
        当然,在概略地梳理了衡阳的本土文学之后,面对其现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相对于其他地区文学的快速发展,衡阳文学已步伐缓慢,须奋起直追了;尤其艺术方面还凸显了许多独特的病灶,并面临着未来发展的更大危机。
 
        第一,衡阳本土作家呈现为散兵游勇状态,缺少具有号召力的、在全国影响巨大的领军人物。从作协、剧协、文协等各级会员的数目来看,作者数量还是很庞大的,他们的创作也很勤奋,而且也创作出了许多不错的作品,然而限于各种条件,既缺乏与外面多方面的交流,也缺乏本土文学批评的有力支持,以至有“养在深闺”之说。许多作家虽然也常搞文学联谊活动,但却缺乏有号召力的、系统化的理论阐述及其创作实践的例证,许多作家都处在各自为战的状态,在本职工作之外从事业余文学创作,精力、经验都局限了他们在创作上的更高发展。当然,文学领袖人物的出现并非一朝一夕,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第二,衡阳文学的发展基本上还处在一种感性的层面,缺乏一种理性的、哲学的深入思考。对生活的原生模拟是非常生动的,甚至是传神的,而对生活本身的批判却缺乏理论深度,甚至显得非常可疑起来。这种感性使衡阳文学在总体上显得肤浅,没有内在的骨架和体系性;尽管某些地方特色渲染了它们的存在,但仍然缺乏独特标志性;这种感性还使衡阳文学在着上了生活原始的粗糙之时,也少了面对对象的锋芒、个性、棱角及其力度,从而可能会被湮没在泛泛之中。第三,衡阳本土文学创作尽管个性多多,但在创作上也不自觉地存在类同现象,如法炮制、千人一腔使衡阳文学总难以在过去的范式中突围,尤其在当今网络时代,像追名逐利,讲求效率,追求速度,乃至拼装,批量制作的流水线生产大肆流行,许多人似乎被注射了激素,超常地发育,提前地成熟,许多人社会阅历肤浅,社会积淀缺乏,但为了早日成名成家,为了尽早脱贫致富,邯郸学步,效仿跟风,闭门造车,移花接木,拼凑一翻,杜撰一通,或者复制自己或者重复别人,甚至抄袭剽窃,为市场写作,为时尚写作,为消费写作,有的以媚俗、悬疑、逗乐取胜,有的以前卫、玄幻、叛逆取胜,有的以嘲笑、谩骂、戏谑取胜,等等,急功近利者如过江之鲫,潜心创作者如凤毛麟角。凭心而论,这种现象②在衡阳作家中并非多见,但也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浸染了衡阳的本土文学创作,我们需要严肃认识到它的危害,若不加以制止,可能会危及衡阳文学的发展壮大。第四,在精神气质上,衡阳的本土文学还不乏内虚,直截了当地说,就是缺乏经典的衡阳精神。尽管衡阳本土作家在努力地表现这片热土的生存之史,但真正有力度的作品少,尤其缺乏经典作品对衡阳精神深在的概括和表现。在艺术表达上,对其他艺术的借鉴和化用也显得比较迟缓、保守和封闭,从而显得单调和呆板。第五,衡阳文学还表现为视野的狭窄和短浅。许多作家在关注衡阳本土的创作时,限于自己的经验、审美、技术,对衡阳之外的历史、文化、自然、社会、国际等其他题材的关注非常少,这首先从气势上局限了衡阳文学的规格,也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同时,题材的集中化、艺术手法的单调化和视野的狭窄化,等等,都使得衡阳文学难以引起别人的长久关注,也难以雄阔地走出衡阳。
 
        近三十年以来,衡阳本土文学在努力呈现其多姿多彩的一面时,其局限性也不断地暴露出来。特别是在新世纪日新月异的发展之中,衡阳文学假如不正视自己的现状,不设法加以改进,将会不可避免地落后于时代,落后于我们对衡阳文学的要求,也有愧于衡阳本土对我们这一代文学者的期望。
 
        尽管衡阳文学发展到今天还不是特别令人满意,不过值得欣喜的是,衡阳文学工作者已充分认识到了文学发展的必要性,尤其是随着“中部崛起”的实施,作为中部形象塑造的主要手段,文学崛起也将成必然之势。所以,不论从意识形态层面、作家主体层面,还是读者和社会层面而言,促进衡阳文学快速发展成了大家的共识。这主要体现在当前衡阳文学创作出现的几个趋势:第一,衡阳作家的个体意识的觉醒和群体意识加强,许多作家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尽情地舒展自己的才华,多方面地熔铸自己的特色并以集体发声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些有影响的丛书得到出版,如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湘南作家文丛》,包括了谭浩泉的《土豆天堂》、吕宗林的《花溪》、封志良的《在深水中站起》、陈新莲的《一树桃花》、冷燕虎的《忧伤是一种呼吸方式》、曹德的《弯路》、谢应龙的《灵灵和一朵花》、剑君《蛙声如雨》,还有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蒸湘作家丛书》,等等。虽然尚无大师出现,但这种以交响乐的方式集体推出衡阳作家也确实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这些作家都非常年轻,他们为衡阳文学的发展储备了丰厚的力量,可以想见,衡阳文学在他们手中将进一步发扬光大。第二,作家们也意识到了拳头产品的重要性,他们力避浮躁,潜心创作,努力追求大作品的诞生,虽然目标高远,但向目标进军的方式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也在努力克服自己的不足,不断扩大在省内外甚至国内外的影响,如胡丘陵的诗歌创作、刘和平的剧本创作等已经得到全国性的认可和赞扬。第三,衡阳市首届文学艺术奖在2008启动,政府的推动已成为衡阳本土文学发展有力的推手,也更鼓舞了作家们的创作精神。衡阳人还在采取请进来送出去的方式到各地取经,不断丰富自己、充实自己、提升自己,如许睫长居北京写作剧本,胡丘陵不断地请学者、诗人及其他作家前来衡阳讲学,以及衡阳一批本土评论家的发声,都为衡阳文学的发展增添了各种力量。第四,衡阳本土作家也努力地学习,不断提升作品干预现实的力度、广度和深度,使之变得更有力量、有厚度、有内容。在各方面的努力下,衡阳本土文学正在向人文性、经典性和现实性发展,尽管还刚启航,但随着越来越多高学历年经作家的加入,衡阳本土文学必将走向丰富和壮大,多彩瑰丽的文学景观还在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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