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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鸣故里】龙应台专辑
发布日期:2019-11-26 09:27       浏览次数:      来源:未知
        龙应台,女,1952年2月13日出生,祖籍湖南衡山县。教授、作家、社会评论家、思想家,台湾著名文化人及公共知识分子。曾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任台湾中央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台北市文化局长、中华民国文化部部长等。现任香港大学传媒及新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台湾)徐贤修讲座教授。著有《野火集》、《大江大海1949》等作品多种,作品针砭时事,鞭辟入里。在两岸三地文化圈中,龙应台是华文世界中一个罕见的异数。
我们的父亲
龙应台
 
      我们的父亲,出生在1918年的冬天。
      我们不知道,这个出生在南岳衡山脚下的孩子是怎么活下来的。湖南的冬天,很冷;下着大雪。孩子的家,家徒四壁。
      我们不知道,7岁的父亲是怎么上学的。他怎么能够孤独地走两个小时的山路去学校而不害怕?回到家时,天都黑了。
      我们不知道,16岁,稚气未脱的父亲是怎么向他的母亲辞别的;独生子,从此天涯漂泊,再也不回头,回不了头。
      我们不知道,当他带着宪兵连在兵荒马乱中维持秩序,当敌人的炮火节节逼近时,他怎么还会在夜里读古文,念唐诗?
      我们不知道,在1950年夏天,当他的船离开满天烽火的海南岛时,他是否已有预感,从此见不到那喊着他小名的母亲;是否已有预感,要等候40年才能找回它留在乡下的长子?
      我们不知道,当他,和我们的母亲,在往后的日子里,必须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将四个孩子养大成人,当他们为我们的学费必须低声下气向邻居借贷的时候,是不是曾经脆弱过?是不是曾经想放弃?
      我们不知道,像父亲这样在战乱中流离失所,好像在荒野中重新找家的一代人,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我们记得父亲在灯下教我们背诵《陈情表》,念到高龄祖母无人奉养时,他自己流下眼泪;我们记得父亲在灯下教我们背诵《出师表》,他的眼泪总是湿的。
      我们记得,当我们的母亲生病时,他如何在旁奉汤奉药,寸步不离。
      我们记得他如何教我们堂堂正正做人,君子不欺暗室。我们记得他如何退回人们藏在礼盒底的红包,又如何将自己口袋里最后一叠微薄的钱给了比他更窘迫的朋友。
      我们记得他的暴躁,我们记得他的固执,但是我们更记得他的温暖,他的仁厚。他的眼睛毫不迟疑地告诉你:父亲的爱,没有条件,没有尽头。
      他和母亲,在贫穷和战乱的狂风暴雨中撑起一面巨大的伞;他们撑着伞的手也许因为暴雨的重荷而颤抖,但是我们在伞下安全地长大,长大到有一天我们发现:教我们背诵《陈情表》,他其实是在教我们心存仁爱;教我们背诵《出师表》,他其实是在教我们心存对社会的责任。
      兄弟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心存仁爱,奉献社会,但是那撑着伞的人,要我们辞别,而且是永别。
      人生本来就是旅程。夫妻,父子,父女一场,情再深,义再厚,也是电光石火,青草叶上一点露水,只是,在我们心中,有万分不舍:那撑伞的人啊,自己是离乱时代的孤儿,委屈了自己,成全了别人。儿女的感恩,妻子的感念,他已听不见。我们只好相信:蜡烛烧完了,烛光,在我们心里,陪着我们,继续旅程。
      在一条我们看不见,但是与我们的旅途平行的路上,爸爸,请慢慢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访谈录1:“衡阳是我永远的梦乡”
《衡阳新闻网》 陈斌

      在网络上搜寻“喜欢衡阳的100个理由”的话,这其中就包含着一条:著名作家龙应台说“衡阳是我永远的梦乡。”足以可见,衡阳人为出了这样一位名家而多么地骄傲,甚至喊得呼声震天。
      翻看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难发现她追寻“梦乡”的踪迹。在书的四十九页,“人们安静地上车,一如厢房,放好行李,爬上自己的铺位,就把灯灭了。灯灭掉的那一刻,整个世界就没入了铁轮轰轰隆隆的节奏里。”这就是描写龙应台2009年重新走从广州到衡阳的铁路……
 
        龙槐生忆乡,老泪横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缘起是龙应台十九岁的儿子追问龙应台他们的来历、他们家自己的历史,龙应台发现自己没法向儿子叙说,于是她开始寻找资料,努力给儿子勾勒出从一九四九年到二零零九年的历史。也试图复原自己的父母和他们那代人对历史的记忆。她开始追寻自己父母的来历,开始认真思索上一代人和自己这一代人对历史的记忆和感受。
 
      其实,这本书是写给龙应台自己的父母。作为于台湾出生的国军后裔,她是眷村的女儿,龙应台的父亲姓龙名槐生,母亲姓应名美君,因为她是出生在台湾的第一个孩子,因此取名为台。名字本身,就给她烙上了迁移者的身份。父亲槐生来自湖南衡山,十五岁就已不明目的地离开了家乡。在衡山火车站前,他不知怎的被招进了宪兵的“学生队”,回忆起离开家乡母亲时的那一幕,清晰记得他母亲匆忙挤入人群,从怀里掏出一双白色布鞋底,本来想给儿子带上一双新鞋,无奈时间太赶,这位农民母亲只能将一对鞋垫塞到儿子手里。这双布鞋垫,槐生一揣就是六十余年,走过大江大海大离乱,鞋垫发黄,却再也无法穿着它走近母亲。八十岁,已经生根台湾的槐生,在龙应台的陪伴下,去听《四郎探母》,老泪纵横哽咽出声的槐生,用他那五音不全满口湖南腔的发音,打着拍子哼唱,“七十年岁月如江水飘月,一生再也看不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龙应台母亲应美君来自浙江淳安。美君一九四九年一月仓皇上路,离开淳安古城寻找当时驻常州当宪兵队长的丈夫。她临别前,就平常地对她母亲说一句,“很快回来啦。”没想到,就在这一刻,她松开了家乡的手。从火车站到火车站,过江过河过大山,一年半后自己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美君发现自己已经到了海南岛,身处海南岛大撤退的浪潮之中。“码头上的伤兵绝望地倒在地上放声痛哭,没有负伤的兵,像是到了地球的边缘”,后面是家乡,阻隔在万里烽火之外,前面是完全背弃了你的汪洋大海。急难中,船要开往台湾,可是台湾在哪里,开军舰的人都不知道。当时六十四军的军官安慰惶恐的士兵们,但自己心里也慌得厉害。也是,军官只能也安慰自己说:人生的路,太累了,反正去那个叫做台湾的地方,只是暂时躲一躲雨吧,也好。可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这一场雨,一下就是六十年。
 
      应美君和龙槐生在台湾高雄的码头找到彼此,和前后流落在这个岛上的一百二十万国军士兵和家眷一样,他们从此以台湾为家,暂别家乡变成了永恒离别,一上船,真的就是一辈子。他们的故事,是那个时代父母的一个缩影,而他们的儿女,有多少曾经仔细聆听过与他们最为亲密的父母亲的这些故事?
 
      龙应台说,在那么多年的岁月里,父亲曾经尝试着告诉我们他们有一个看不见但隐隐作痛的伤口,但是我们一次机会都没有给他们,彻底地,一次都没有给过。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是追问自己来自何处,更是追寻父母曾经未尽之言语,体味父母那一辈人曾经经历的真实伤痛。龙应台说,她想找回父亲母亲所经历的真实的一九四九,也找回许许多多普通人的记忆,正是上一代人的境遇,才塑造了下一代人的灵魂。然而,书写成之时,她最大的遗憾却是,父亲去世,看不到了,母亲失忆,看不懂了。
 
      龙应台在书中这样写:“余年春一笔、一笔,画出了全世界没有人在乎,只有他和美君这一代人魂牵梦系的水底故乡。”
 
      信奉人人平等的龙应台
 
      龙应台《为台湾民主辩护——与华人世界对话》中提到了自己的中国人“情结”,写道:“我们下了飞机不需要调时针。我们说话不需要翻译,迷了路可以开口就问;我们随手买份报纸,拿来就可以读。电视上的新闻和酒酣耳热的辩论,不需要解释就可以听懂,因为,我们属于一个“华人世界”,同时区、同语言、同文同种。
 
      我们的履历非常相似:大多数的我们都有贫穷的童年记忆,少年时对于镇压逮捕和政治迫害有了懵懂觉察,大学时开始对西方的开放自由有所向往;成熟时,却发现现实中有太多的人为障碍,阻挡着我们对梦的追求。
 
      我们的梦,也很相似:傲慢的殖民者,走开;颟顸的专制者,下来;让公民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前途。从北京到新加坡,从香港、澳门到吉隆坡,我们都在梦想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而且从长时期的殖民和专制统治的经验中我们已经知道,公平正义既不能依靠“仁慈”的异族殖民者,也不能依靠自以为替天行道的本族专制者;民主,遂承载着我们深重的期望。
 
      在这一种梦想和苦闷的交织下,台湾的民主十几年来变成华人世界关注的焦点,除了因为它在华人历史上开创新局之外,也因为它的发展有我们熟悉的轨迹:帝国主义国家譬如日本或英国,在我们的土地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工业化基础;利用这个基础,华人胼手胝足地努力,又在威权政府的统治下创出经济成果,同时将经济成果投资于教育,但是教育水平提高了之后,人民转而向威权政府挑战要求政治参与,逐渐开展出今天的民主体制。”
 
      龙应台对民主的追求不限于台湾岛内,而是波及到整个中国人,甚至全体华人。龙应台继续写道:民主,就是手上有一本护照,随时可以出国,不怕政府刁难;民主就是养了孩子知道他们可以凭自己本事上大学,不需要有特权;民主就是发表了任何意见不怕有人秋后算账;民主就是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什么身份;民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党,不必讨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过日子;民主就是到处有书店,没有任何禁书而且读书人写书人到处都是;民主就是打开电视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凛然地说谎;民主就是不必为了保护孩子而训练他从小习惯谎言;民主就是享受各种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会突然被拿走,因为它不是赐予的。
 
      龙应台曾经说:“我其实只是不相信,人权应该以政治立场来区隔。国民党、民进党、他妈的党,如果人的尊严不是你的核心价值,如果你容许人权由权力来界定,那么你不过是我唾弃的对象而已。不必吓我。”龙应台的《野火集》在当时的台湾引起极大的反响。据说20日内加印4次之多。在当时的台湾几乎每5个人有1~3人看过这本书。《野火集》对台湾的解严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甚至《野火集》后来在中国大陆出版,对中国的大学生中也有极大的反响。当时的中国大陆的大学生认为这本书写的其实不单单是台湾,也包括中国大陆。

访谈录2:我是一个永远的实习医师
《南方周末》 鞠靖等

      南方周末:可不可以描述一下,您现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龙应台:我发现,其实年纪越大,梦想越小。如果我今年是22岁,刚刚大学毕业,你问我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我大概会说,我有个非常大的、如何让这个社会和这个国家变得更好的梦。但是,这么多年走下来,其实梦越来越小。这并不是因为对人生越来越悲观,而是,我所亲历的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初这一段人类的大历史,有一些比较大的梦,你看着它一个一个被实现。
 
      二十多岁的我,生活在一个非常闭塞、非常贫困,思想上非常苍白,个人的思想自由非常被压抑的台湾社会中,那时最大的梦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跟西方的自由国家一样,有自己的巨大的思想自由的空间。过去这五十年,可以看到,那些大的梦,有些是局部的实现了。当然,实现的同时,另外一套难题又衍生出来,那是另话。
 
      你问我现在最大的梦是什么?我会说我的梦很小。我会说再过两天是月圆,我特别想到花园去看最圆最黄最漂亮的月亮。接下来,下一本书写完了,会有两个月的空档,我梦想的是如何可以找到两三个最喜欢的朋友,到最特别的地方去旅行。或者是说,我知道明年暑假孩子会到台大来当交换生,我现在就开始想那个学期我要怎么样享受他在我身边的时间。你看都是小小的个人的梦。可是老实说,这是因为那个很大的梦(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给了你空间,让你有那种奢侈的自由去做一个人的小小的梦。
 
      南方周末:您后来去美国,可以说是想去找一个实现自己梦想的路径,可是真去了之后发现那里其实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台湾的现实跟那里完全不一样,您想要的不一定能要得到。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您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有没有一点迷茫?
 
      龙应台:不太有迷茫,因为天真。
      我跟我台北的精英朋友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那就是我在南部的渔村长大,当我同龄的台北少年们已经在偷偷地读鲁迅、读禁书的时候,我还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鲁迅这个人。在南部乡下长大的意思就是,我比台北的朋友们懂得少、知道得少。知道得少意味着,1983年从美国回到台湾开始写《野火集》,大声地抗议这个社会“怎么是这个样子”、“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前面有很多呐喊的人都碰到如何悲惨的命运。因为我是南部乡下长大的小孩,所以写《野火集》的那个时候,我比一般我的同侪们要来得更天真。所以反而觉得,这些梦全部都是可以成真的,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去做?这样想就没有那种迷茫,也没有那种愤世疾俗,就是天真地觉得什么事都是可以做到的。
 
      南方周末:您寻访过很多老兵,我想他们肯定都有自己的梦。可以为我们描述一些他们的梦吗?
 
      龙应台:我为了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采访了很多老兵。老兵有很多种,跟我父亲一样的1949年的这些老兵们,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在诉说如何艰苦、贫穷的时候都可以讲得很清楚,在诉说如何打仗、战败、被围困、忍受饥饿的时候都可以很坚强,但是在讲到离家之前对母亲的最后一瞥的时候,每个人都崩溃了。这给我的印象当然是非常深刻的。
 
      可是有一个老人家的梦,我觉得最特别。他是台东的原住民,17岁的时候糊里糊涂以为要去读书,结果发现变成国军了,糊里糊涂到了高雄港,一看一条大船在那,就被押着上了船。这艘船就直接被送到山东的战场去打共产党。打了没多久,他被俘虏,又变成解放军了,一直到90年代才获准回家。60年的人生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去了。我问他,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就像磁带倒带,你希望倒到哪一点?他说希望时光一直倒回到17岁那年,“他们跟我说行军半天就回家,结果走着走着到了海港,看到一艘大船”,他希望时光倒退到他走在上船的绳梯上的那一刻,不是让他上船,而是让他倒退走下船回家。这是他的梦,也是一个破碎的梦。这让人很伤感,当一个国之大梦破碎的时候,有太多太多人民自己的小梦也是被肢解破碎的。
 
      南方周末:和文化界的前辈们,比如沈君山他们,你们在梦想上有没有交集?
 
      龙应台:有。你譬如说,在台湾很受尊敬的余纪忠先生,他是一个典范,他有过一个“中国梦”,而这个“中国梦”,不应该被简化地理解为“让中国崛起、让中国强大”。他们那一代人的“中国梦”,其实是文化的和思想的。他曾经打过赵家楼,参加过抗战,后来在台湾办了一份有启蒙意义的报纸《中国时报》,为台湾的民主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这辈人的所作所为,我觉得是承袭着自龚自珍以降中国文人的传统。到台湾后,办报是他实践自己的梦的具体做法。我对他这样的文化前辈当然有着很高的尊敬。但如果你问的是,我是不是跟他们所有的见解都一样?那就不一定了。他们那一代人,跟我对于“中国”这个概念可能就会有不太一样的情感深度以及价值观。“民族主义”可能在他们的价值图谱里会稍微强一点,我们这一代人,比如我自己,可能“民族主义”就不那么重要了,起码不如“民主”这种价值。但是在基本的文化风范、思想,以及最核心的社会责任方面,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
 
      南方周末:大家各有各的办法,在实现自己的梦。有人把您比成“女鲁迅”,您认同这种比喻吗?鲁迅对于国民性有很多批判,您也曾经说过,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个人,人民的素质是所有梦想的基础。为了提高这种所谓的人民的素质,您能开出一个什么样的药方?
 
      龙应台:我比鲁迅要温柔点吧?性格也不一样。他当然有他的时代的背景,那样忧患的时代给他很大的压迫感,所以他也比较急切。我对于冷静观察、理解本质的兴趣更高一点。我不太愿意说我能开什么药方,如果一定要说文人对于社会的关系有点像医师开药方,我倒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永远的实习医师,自己在不断的学习中,因此不太敢说自己开药方。
 
      以我自己比较熟悉的台湾社会来说,有一点像剥洋葱一样:开始的时候会以为集权体制就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所在,没想到你把外面那一层政治体制的问题剥掉了以后,赫然一看里头还有一层,这一层很可能就是行政体系本身的颟顸、贪腐、无效;你把这一层再剥掉以后,又发现里头还有东西,一个社会少了政治控制之后,它变成由商业、由金钱利益来控制;把这层再剥掉以后,你又会发现,从前义正词严的反对党、从前抗议的英雄们,本身变成了可怕的动物。你打倒了一个压迫你的东西之后,马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需要抵抗的对象。到最后,如果你自己的反省能力够强的话,你会发现:你自己就是那个洋葱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很不敢说下什么处方,因为往往那个开处方的人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南方周末:但必须承认的是,今天的社会氛围非常奇怪,商业文化、消费文化侵蚀着我们的生活,传统的文化存在着断裂。可以说中国的文化是“前所未有的现实、难以捉摸的未来”。这会不会困扰很多人,包括您自己的梦?
 
      龙应台:有困惑。对一个国家的所谓崛起、社会的兴盛和衰微,我们有一套粗略的价值评判,中国现在崛起的姿态和速度,确实是让全球的人都懵了,怎么是这样的速度、这样的方式,而且带着这么多的悖论?有些事情我看不懂。所以就会有一个困惑:你什么时候该对大是大非做“裁判”?什么时候其实应该保留、继续观察?这种拿捏我觉得其实在考验着所有关心中国以及观察中国的人。
 
      南方周末:其实我也注意到您的这种变化,似乎不是在直接地批判了。您也说到,如果对于事实没有很深刻的了解,不会轻易做出评判。这是不是也是这些悖论对您产生冲击之后的选择呢?
 
      龙应台:对,因为我发现这个悖论非常非常巨大。这个悖论的落差,可能还大于我所认识的譬如说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个时代,或者说康梁的时代,因为它跟科技的发展、跟全球化急速的变化有关。在台湾成长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其实不太容易说是客观的,因为我们在“万恶的共匪”这个环境里长大。到了“万恶的共匪”这个过程过去之后,又出现了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对峙,有民进党关于“独立”的一套叙述。两者虽然是不一样的东西,却又有重叠的部分。不管你是哪一边,你总是从那个环境里出来的,又带着和中国文化、文字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要客观不是那么容易。对我自己比较大的挑战,是想要看清楚。

访谈录3:在追求的道路上,过程就是目的
《南方都市报》 晓德

      一九八五年,龙应台的《野火集》火遍台湾岛。二十五年后,台湾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台湾,而大陆,却依稀可以从这本二十五年前面世的文集中看到些许的影子。
      《野火集》出版二十五年,《南方都市报》再访龙应台,谈“野火”的生命力,谈“台湾”与“粤国”,谈“柔软的力量”和“社会永远需要清醒的人”。
 
       民间自己腐败时怎么办?
 
      南都:《野火集》出版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五年。二十五年后,回头看台湾的变化,您在文章中的一些畅想或者“恨铁不成钢”的心愿,现在都实现了吗?
 
      龙应台:最近一直在看辛亥革命时期的史料,我很想敲敲梁启超和孙中山的门,叫醒他们,问你问我的问题:“四个二十五年以后回头看,心愿都实现了吗?”我想答案可能都是极其复杂的。
 
      《野火》卑之无甚高论,最核心的理念,就是把改造社会的责任从集体——譬如政府或学校或媒体或社会等等,搬回每一个个人自己的肩膀上;最迫切的呼吁,就是每一个个人的“公民意识”要觉醒。就这个“心愿”而言,二十五年来,台湾跨的步子很大,往前走得很远。所谓公民意识,基本上就是一个社会里的个人清晰地认识到几个基本原则,譬如:一、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当它不称职的时候,撤换它重组它是不必商量的根本权利。二、政府就是会腐败,而且一定会隐瞒真相,因此公民必须把自己的监督权发挥到极致。三、促进社会进步,公民不能消极地被领导,他必须主动、积极,他必须强悍。他要从跪着的位置站起来。
 
      这样的呼吁,是针对当时的时代背景的。二十五年前写《野火》时候的台湾,登记任何一个民间组织——不论是慈善的还是环保的,都要受到法令上的种种箝制,因为执政者害怕你民间力量的形成。一个对自己管治的正当性没有自信的执政者,通常会这么做。政府是巨人,民间被养成侏儒。
 
      二十五年之后的今天,台湾的民间力量,在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了政府。台湾现在登记在案的,大约有三万个非营利的民间组织,加上没立案或不需要登记的,总共估计有十万个,环境保护的、消费者权益的、防止自杀的、协助身心障碍的、保护被虐儿童的、为少数族群争取权利的、保护同性恋人权的、扶贫济弱的、培育青年领袖的、监督“国会”和媒体滥权的、对抗司法不公的……几乎在你能想到的所有的议题和领域里,都有公民在自己的岗位上耕耘,包括大大小小的企业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投注。也就是说,二十五年之间,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政府只是其中一环罢了,民间独立自发的力量非常蓬勃。
 
      二十五年之间,政府变小了,民间变大了。但是,在民间的“大”里头,马上出现一套全新的问题:譬如说,民间自己腐败时怎么办?比如媒体是民间吧?当媒体本身滥权、造假,党同伐异时——你怎么办?比如,选民是民间吧?当选民本身缺乏眼光、知识和胸襟,以选票来违反正当和正义时,你怎么办?这就是《野火》当时的另一个“心愿”——台湾民主的品质提升;在这个层面,可能就离“实现”很远了。对抗一个威权执政者的时候,因为它很庞大,你全神贯注在它身上,使尽全身的力气,而在这漫长的使力过程里,你会误以为威权政府及其体制就是民主和自由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敌人。等到威权政府巨大的身躯倒下之后,你才赫然发现,当自己变大时,自己本身的问题——也就是公民社会本身的素养空虚的问题,一股脑全部浮现,而且没有一个不重大,没有一个不难缠。曾经为台湾的民主努力过的人,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所关怀的社会陷入选举的虚耗、政策的摇摆、政客的短视、民粹的凌驾、消费主义所带来的极度庸俗和浅薄席卷精神世界……
 
      二十五年之后,当我随手打开台湾的报刊,和大陆的几个较好的报刊做一下比较,总觉得触目惊心:为什么好不容易得到了民主自由,思想反而从主流社会里退席?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所说的,“欢迎来到绝对娱乐世界”,是个极其精准又骇人的描述。
 
       过程本身就是目的
 
      南都:能不能说,台湾迎来了民主制度,但您却对它有点失望?
 
      龙应台:应该说,台湾的民主实践和我们的期待是有落差的。但是,马上跳到“失望”这个结论,我倒不那么认同。因为,当任何实践和期待有落差时,紧接着必须问的难道不该是,是这个实践特别差呢,还是我们的期待过于天真?很多人已经说过,民主从来就不是“最好”,而仅只是“最不糟”的选择而已。你要我选“毒苹果”还是“烂苹果”,我选“烂苹果”嘛。即使是这“最不糟”的“烂苹果”,都需要我们费尽力气,慢工细磨才能做对,它本来就是一个需要不断犯错,不断学习,不断去检讨、去完善的过程。美国的民主起步那么早,但是一个恐怖袭击,一场伊拉克战争,就暴露出它体制里头还有多少滥权横暴的空隙。看看Chomsky(乔姆斯基,美国语言学家,著名异议知识分子)是怎么批判他自己的国家的,你就知道,在追求自由和尊严的这条路上,其实那个不断要求更新、不断自我改造的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如果说,我们在二十五年前对台湾的期待是它应该“抵达”某一个境界,而二十五年后它没有“抵达”到那个点,我们因而“失望”,我反而认为,这是我们对于“过程本身就是目的”的认识不够透彻的缘故。
 
      南都:当年在《中国时报》发表专栏的时候,您是否想到过您的文章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龙应台:写第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时候,只是单纯地觉得“我看不下去了”、“凭什么要我忍受这样的政府、这样的环境?”对政治的暗流却毫无知觉。那时刚从美国回台不久,完全不知道人们已经压抑到什么程度。第一篇刊出后引来排山倒海的回响,像压力锅突然掀了锅盖,我一看,锅子里全是沸腾而不准流出的泪水——就明白了。
 
      南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大陆和台湾都在按照各自的轨迹向前发展,可是,二十五年前您可以发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而今天,尤其是二〇〇〇年以来,许多台湾人对于是否“中国人”的认同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您是否有过切身的感受?
 
      龙应台:二十五年来台湾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认同的质变。一九八七年解严之前,人们的认同是被塑造、被规定的、没有自由长的空间。随着公民社会的开放和成长,就像一株盆栽里的矮树被种到大地里去了,它就随着风吹雨打霜降,长出自己的样子来。这是一个开放社会必然发生的,要把它再勉强塞回原来的盆子,恐怕要折枝断根了。
 
     《野火集》:一面折射准确的镜子
 
     南都:二〇〇五年的时候,您曾提到过,许多大陆人看来,《野火集》似乎是为大陆而写。这对您来说,当时是否也是一个意外?
 
      龙应台:意外比二〇〇五年早。《野火集》最早的大陆版是在一九八八年的北京发行的,没有我的授权。那时候得知北京的大学生在传读这本书,很惊讶,不明白一本专谈台湾社会及政治问题的书,为何远在北京的读者会有任何共鸣呢?那感觉有点像,给一个病人开的诊断书竟然被另一个人拿去买药了?其中必有历史的理由吧。此后慢慢随着我对大陆的认识稍微加深,自然就了解了。别忘记,那曾经是多么蓄满能量的年份啊。
 
      二〇〇五年以来,《野火集》重新出版,在大陆一直不断再版而且被广泛讨论,透露出很多讯息。一方面,《野火集》所提出的种种社会问题,随着中国大陆火箭升空似的急速经济发展,加剧而且扩大地恶化——假奶粉、假酒、化学污染、招商引资所必须付出的社会成本等等,《野火集》因此几乎像个“预言”书一样。另一方面,我相信是因为相对于一九八八年,人们的“公民意识”提高了很多。而《野火集》就像个纪录片一样,呈现了二十五年前台湾人在开始面对同样问题的时候,如何艰辛地挣扎和努力。对今天的大陆而言,它就再度成为一面惊心动魄、折射精准的镜子。
 
      南都:您曾羡慕德国人阿弗瑞,他可以带您看故乡的小镇,可以找到自己童年时代的住所和门前的青石板小路,而您却感叹自己找不到过去。今天的大陆,拆迁问题几乎无处不在。过去不见了,未来也变成了无根的草。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代价?
 
      龙应台:这不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这是拿“城市发展”作借口的暴力。如果是一个外国侵略者或殖民者做这样的处置:要你把土地和老家让出来,给另一群人享用,你会称它做什么?土地和老家,并非只是经济问题,它更深层地联系着价值、信仰、情感、记忆,联系着人之所以安身立命的整套网络,犹如皮与肉的不可割离。剥夺这一代人的幸福,说是为了下一代人的幸福;剥夺少数人的幸福,说是为了多数人的幸福;剥夺底层农民的幸福,说是为了中产阶级的幸福。也许你看见的是所谓“进步”,对不起,我看见的是赤裸裸的掠夺和暴力。一个植根在掠夺和暴力上面的进步,能叫进步吗?如果渗透进每一块砖每一根钢里头的精神,是对掠夺和暴力逻辑的接受,你怎知道这种进步不会有一天回头来反扑呢?
 
      而且,凡是知道一点欧洲城市发展史的人都知道,掠夺和暴力绝对不是城市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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