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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鸣故里】刘兆玄专辑
发布日期:2019-11-26 09:50       浏览次数:      来源:未知
        刘兆玄,1943年5月出生,衡阳县金兰镇石坳香花村香花堂组人,其父为台湾空军司令刘国运上将,战后随双亲移居台湾,从台湾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赴加拿大雪布克大学化学系、多伦多大学化学系深造,先后获得化学硕士、博士学位。曾任台湾清华大学教授、东吴大学校长等职。2008年中国国民党重新取回执政权后,刘兆玄获“总统”马英九的组阁邀请,入阁担任台湾行政院院长,2009年9月10日因八八水灾所引发的政治风波而率领内阁总辞。2010年1月14日接任“国家”文化总会首任专职会长。现任“总统府资政”、“国家”文化总会会长。刘兆玄参与创作出版了《芦野侠踪》、《沉沙谷》、《铁骑令》《七步干戈》等十余部武侠小说,曾帮古龙代笔续完《剑毒梅香》。

访谈录1:身在台湾,根在衡阳
《衡阳日报》王靖、卢海英、刘魁春

      青砖,灰瓦,雕梁,飞檐。
      依山伴水的香花堂,静静屹立在衡阳县金兰镇香花村,虽经百年风雨侵蚀,依然威严不减,令人肃然起敬。
      自清代以来,不管时代风云如何变幻,这座“刘氏”家族精神图腾之地,都是人才辈出。而在这代代才俊之中,又当属台湾前“行政院长”刘兆玄及他的父亲刘国运最为引人注目。
      10月26日,记者在金兰镇党委宣传委员伍香莲的带领下,走进充满传奇色彩的香花堂,从家族历史的视角,解密熟悉而又陌生的刘兆玄。
 
       香花堂的前世今生
 
      香花堂地处衡阳县边界,西接邵东,北临双峰,人们戏称此处为“一脚踏三县”。香花堂背依南岳余脉芳头岭,前有一波清澈的水塘,两旁地势开阔,一马平川,这种中国经典的风水之势,为这座老宅平添了几分神韵。
      今年76岁老人刘运柏,是刘兆玄的堂叔,他告诉记者,香花堂始建于清朝初年,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历经几次修缮,终在清末和民国初期成为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
      鼎盛时期的香花堂,共有“三正七横”,青砖碧瓦、雕梁画栋、规模宏大。上正是刘氏家族的祠堂,内设檀木浮刻龙凤神龛,龛中刻有本宗刘氏历代先祖神位,左右镌刻祖训对联“遵祖训,克勤克俭”、“教子孙,或读或耕”。每逢初一、十五或本宗有喜,香花堂的刘氏子孙皆会齐聚于此,焚香拜祭祖先。
 
      中正是由四根大木柱撑起的一个大厅,是本宗身份尊贵和辈分较高的人物聚首议事的地方。大厅照壁正中高悬一块“纯佑堂”的三字大匾(“纯佑堂”是“香花堂”的别称),四周墙上均挂有巨幅匾额,最多时共挂大匾七块,分别书有“百操永芳”、“香花济月”、“百世流芳”等溢美之词。
 
      三正则是一个较大的休息间,四壁与屋顶全为木材精装吊顶,中设八仙桌椅,供族人休憩闲聊。七横皆为刘氏家族的起居室,刘兆玄的父亲刘国运当年居住的房子,就在这七横之中,至今仍有部分得以保留。
 
      如今的香花堂,受岁月侵蚀的痕迹非常明显:雕花木柱饰漆剥落,汉白玉柱墩落满灰尘,青砖石墙斑驳陈旧,虽显破旧,但依然能看出当年的繁华与气派,走入其中,阴凉幽静,足音可闻,庄严而神秘。
 
      刘氏“图腾”孕育代代才俊
 
      “我带你们到隔壁的私塾去看看吧!刘兆玄的父亲刘国运(1907—1967)在那读过书的!”
      在刘运柏的带领下,我们走出香花堂,折向南面刘氏宗族曾经的书院。
 
      这是一个普通的小厢房,岁月的风蚀已很难看出它盛极一时的模样。刘运柏回忆,私塾是家族投资兴办的公益事业,适龄孩童皆被免费送入书院,习《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和四书五经,私塾当时共有两层,他小时候读书时,有五十多名学生。
 
      据刘氏家谱所载:自刘兆玄的父亲刘国运以上六辈,就有清朝太学生6人、邑庠生5人、郡庠生4人、文林郎2人,授九品衔1人、五品衔1人、登仕郎2人、贡生1人。其中,刘兆玄的曾祖父志和公就被清朝赐五品衔,赏带蓝花翎。后辈们自然是纷纷效法先祖,诗书传家。
 
      民国时期,香花堂又先后走出5位大学生、5位中专生。其中,最令刘家后辈引为楷模的要数刘兆玄的父亲刘国运。
      据族谱记载:刘国运1907年6月生于衡阳县金兰香花堂,自幼天资聪慧,机敏过人。在本族书院读书时就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勤奋。1924年秋,升入衡阳市道南中学(市外国语学校前身),1926年结业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十二中队,毕业后留校任教。1929年复入中央航空学校第一期学习飞行,结业后被分配至军政部航空署第二队任飞行员。1933年进入南京陆军大学正规班第十二期学习,1936年毕业后开始从事军事教学研究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空军第二路司令部参谋长、重庆空军参谋学校教务处副处长,空军第三司令部副司令,空军第四路少将司令官、第三路司令官,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任台湾空军中将参谋次长,战略顾问等职。
 
      刘家最让外界津津乐道的还是刘国运的6个儿子,他们都是博士。
      六兄弟中除了老大刘兆宁是高中毕业就留学美国,其他5兄弟全部毕业于台湾最高学府台湾大学,全为理工博士。为人熟知的是老三刘兆汉现任台湾“中研院”副院长,老六刘兆凯任东元董事长。
      刘兆玄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化学博士毕业后,先后担任过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台“交通部长”、台“行政院院长”等职务。
      台政界人士对他的评价是浪漫、机智、腹有诗书,但做起事来一板一眼,作风强势。
 
      据衡阳县志记载:自1911年至1994年间,国内海外共有衡阳县籍博士31人,其中刘国运家就有6人,占总数的19.35%。
      刘运柏回忆,刘国运十多岁离开家乡后,便很少回家,1933年,刘国运的父亲去世,他与夫人钟婉芳回来安葬父亲,后来便再也没有回来。
 
      村民自发修宅修路
 
      香花堂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洗礼和沧桑巨变,已是破旧不堪。
      去年底,香花村老支书刘明初与村民商量后,决定对香花堂进行修缮,并重新铺设一条通往香花堂的公路,将这座极具特色的古民居展现在世人面前。今年春节过后,村民便开始自筹资金准备修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金兰镇党委书记陈凯得知情况后,对香花村民的义举表示赞扬并给予大力支持。
      今年国庆前夕,通过国家拨款、村民自筹及镇里补贴,金兰镇修通了一条通往香花村的长达十多公里的通村水泥路,如今,小汽车可以直接开到香花堂。

访谈录2:《王道剑》想讲的只有一句话
《南方都市报》 小林

      上官鼎,原名刘兆玄。年轻时与哥哥刘兆藜、弟弟刘兆凯共同以“上官鼎”的笔名写过《七步干戈》等十余部武侠小说,也曾帮古龙代笔续写《剑毒梅香》。其实最初“上官鼎”是兄弟三个合写武侠的笔名。“三个人鼎足三立,所以就用了‘鼎’,觉得复姓听着显得武功高,那时什么司马、诸葛、欧阳、卧龙都被用了,上官没被人用,我们三个就用了‘上官鼎’的名字。”
 
      武侠小说家上官鼎今年已经71岁了,重出江湖之作是皇皇四卷的《王道剑》。距离写第一本武侠小说时的17岁,已经隔了半个多世纪,距离封笔也有46年之久了。
 
     刘兆玄记忆中,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文坛,武侠小说风靡,“我们兄弟几个看小说,看完觉得也没有怎样,自己也可以写嘛,赶上出版社在报纸上登启事发掘新人,我们就写了去应征,结果就开始写了。”他们用这个笔名写了包括《芦野侠踪》、《长干行》、《烽原豪侠传》、《七步干戈》、《金刀亭》在内的多部作品,在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红极一时。金庸曾盛誉道:“台湾在全盛时代,前前后后有五百位作家在写武侠小说,作品大概有四千部之多。而我个人最喜欢的作家,第一是古龙,第二就是上官鼎。”
 
      阔别武侠江湖的这46年中,刘兆玄出国念化学博士学位,之后回台湾担任台湾东吴大学、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之职。2008年,应马英九的组阁邀请入阁担任台湾“行政院院长”,现为台湾中华文化总会会长。
      回归之作《王道剑》里,明代靖难之役是个外衣,一个少年成为大侠的故事也不是单纯的线索,小说的内核是刘兆玄近年来常常思考、宣讲的理念“王道”———在他那里是一个和“霸道”相对、解决21世纪诸多问题的理念。历史学家许倬云评价说:“本书著者,聪明正直,豁达大度。他曾经秉持大政,立经国济民的宏愿。可惜台湾的民主,其实是打对折,一切举措,处处掣肘;于是浩然辞去,回到书房,读书之余,撰成这本小说,必非为了解闷消遣,应是借裨官说部,寓言人生至理。”
 
      重出江湖,下笔如注
 
      南都:封笔四十多年,这次的“重出江湖”是什么契机?
      刘兆玄:当年写武侠是偶然,写《王道剑》这部武侠更是偶然。2010年底,棠华去世了,2012年为践亡友之约,我来到福建宁德,意外见到当地几名文史工作者,听到了一个关于明朝建文帝的下落的故事:2008年,宁德发现了皇陵格局的古墓,而当地支提寺中一件云锦袈裟,居然暗藏“九五之尊”的玄机。回到台湾,我把宁德有关建文皇帝的所见所闻说给几位朋友听,大家听了都觉得故事曲折迷人,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要找人弄这个故事的文创,何不你自己写?我一想,对啊,就开始试试看,一写就不能停了,15个月把将近90万字写完,而且过程当中就没有大的修改,我写了300张稿纸,都没有废掉一张,在我自己写作经验当中,也觉得不可思议。
 
      南都:这么长的小说居然一气写下来,有点不可思议。
      上官鼎:其实小说有三条线,我想清楚这三条线之后就开始写,一面想一面写,一路往下走,很有意思。有的线索很早就埋下去,甚至是没什么意识,但到后面发现居然就像种子一样,可以破土而出了。
 
      南都:设置了哪三条主线呢?
      上官鼎:首先是历史的主轴。很多武侠小说,历史只是背景,包括金庸的也是。但没有建文这段历史,我不可能写《王道剑》这部小说。历史在这部小说里不是背景,凡是跟历史相关的部分,我都是尽我所知、尽我所能让它忠于历史。这段历史非常有趣,有很多地方需要补白。建文皇帝不知所终,到底去哪里了?所以凡是有问号的地方,就是我发挥的空间,我才有写小说的余地,如果所有的历史都一清二楚,那就没有文学的空间了。
      第二个主轴,我要写的是武侠,这两条线索要找连接点,怎么联结起来,那就是建文的逃亡。你看这个皇帝被他叔叔打败了以后,他要流亡,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皇帝可能吗?如果没有武林高人去协助他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桥,江湖和庙堂就找到了一个连接点。武侠介入到这个里面来以后,才把它融合成一个历史武侠小说。
      第三条线是我刻意放进去的,我希望有一些讯息能传递给读者的,过去的武侠可能好看就好了,但我希望能再讲点道理,我把“王道”的思考放进去。所谓的“王道”,是和霸道相对的,这个里面一个最基本的想法,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内力外王的东西,如果你里面没有一个很强大的力量来支撑的话,王道只是一个论述。
 
      创造“儒家的武学”
 
      南都:《王道剑》特别有意思的是,儒释道都有涉及,但最厉害的大侠其实是个儒者,最强的功夫是儒家的武学,这么设计有什么深意?
      上官鼎:这是个很核心的问题。既然这么多年后重新写,我希望自己能有一个突破,其中有一点就是你提的这个。过去武侠小说没有儒家的武学,侠士的行为是符合儒家价值观的,儒侠是有的,但是武术或者武学没有来自儒家的。有道家和佛家的武学,非释即道,佛家是少林寺,道家的话就是武当、全真教,找不到来自儒家思想的,我就想突破它,这个不太容易。因为儒家在传统的认知中,是修身齐家治理天下的,武功跟武术可以说没有,我就想能不能在这个方面突破呢。
 
      南都:怎么突破?
      上官鼎:这个主角,他学了很多不同的厉害的武功,其实最后他的突破是在哪里呢?那些武功都是霸道的,他如果把它们串在一起,可能变成一个更霸道的武功,比原来任何一个单项更厉害。但是他追求的是另外一个境界,那个境界是希望能够把这些所有厉害的武功当做内力,然后用儒家的仁义思想体现在外面。所以他拔剑的时候不求胜利,也不是为了打倒对方。他与谁争锋,谁与他为敌?其实他不与任何人为敌,王道是不与任何人为敌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内部的力量的话就被人家欺负。所以内部的力量越强,外面才能展现出王道。假设内部的力量没有的话,这个王道就没有办法在现实世界当中存活了。
 
      南都:我注意到除了写江湖,你也写了很多庙堂的事,比如写方孝孺、铁铉这些人。
      上官鼎:其实所有武侠小说最让我们心动的就是里面的侠义和侠情。有江湖上的侠情,有庙堂上的侠情。我小说里写这些江湖豪客笑这些官员的时候,说侠义这个东西我们江湖人讲了就算了,可是这个人立刻就反问他,当刀斧临头的时候,像方孝孺、铁铉这些人做的这种牺牲,难道比江湖上的这些人有逊色吗?他虽然没有武功,但是他的那种大义,跟金庸说的侠之大者是一致的,这是一种广义的侠义。武侠的那种对决场景我也用了非常多的心思去写,但我希望能够跟过去金庸或者古龙写的都有区别,能够把武侠真正的精神也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我尽力朝这个方向做。
 
      南都:你在里面写了近200个人物,很多人塑造得很有特点,比如埋伏在锦衣卫中的明教卧底章逸,这人很复杂,不太像一般武侠中的人物。
      上官鼎:我特别喜欢章逸,他很隐秘,武功非常高但是深藏不露。最重要的是他和坏蛋过手的时候会用阴谋,以前武侠小说中的好人很窝囊,老被坏人欺负,搞得人很火大,这一点在章逸身上不会有,你会用阴谋,他会用更厉害的阴谋。他不墨守成规,没有说:我是正派人物,我要守着这规矩。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时候,就比谁狠,他能下狠手。他不是伪君子,他不讲究这些。我里面写他设计出天衣无缝的步骤,协助明教军师方冀去刺杀朱元璋,为明教报仇,但是失败了,失败了就失败了,他兴趣也就没那么大了,这很合乎他的个性,他是明教下一代的人物,他的仇恨没有那么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已经尽力了”。
 
     “王道”的思考
 
      南都:在小说里面,你写了浦江的“江南第一家”郑义门,描述了一个乌托邦的世界,各种“生生不息”的场景,用意很深,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你对“王道”的阐释,或是你自己的政治理想?
      上官鼎:其实我写的郑义门能让子子孙孙繁衍下去、“生生不息”的场景,就是我们说的可持续发展。我认为“王道”在21世纪能够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力有未逮之处,特别是在社会正义方面可以出一把力。
      如果用王道的思想面对我们经济发展的话,就是完全唯利是图、利益最大化的;如果把王道的思想用在生态环境上的话,就不会是穷竭式的开采和发展。孟子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在社会正义上面来看,“可持续发展”提了二十多年了,乏善可陈。这是全球性的问题。
 
      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危险点是0.4,中国和美国都超过了,美国享尽繁荣100年,我们中国才30年,什么还没享受呢,已经是这么个局面,这是不是要思考的问题?不仅是思考,还要很快有所行动。要让发展创造的利益为更多的人享受到,为穷苦人享受到,笼统来看,这不就是侠义吗?这是“王道”可以在现实中做的延伸。
 
      这就是为什么,当把这个理念放在一个小的环境———郑义门中的时候,大家有共同的信念可以做成,但当大家想把这套东西放到更大的局面中去做,我草草地写了一句,“都不成功”。这一部分是很难做到的,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纠纷,如果不在理念上有根本性的觉悟的话,是很难做到的。21世纪的很多问题已经浮现出来了,西方曾经繁荣,曾经带来很多新奇的事情,但也有很多的问题,很明显这些问题也没有办法自己解决,其实需要一些不同的思维进去。我觉得我们传统的文化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用的,这个王道不完全是孟子讲的东西,是要跟21世纪的需求进行整合。我有这些想法,但在一部以历史为主轴的武侠小说,也只能点到为止。
      只要能让读者有一点点思考,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我在台湾做上面这些思考的演讲的时候,下面的学生都在玩手机。但是小说四月份开始在台湾出版,我很高兴已经有一些回响。
 
      南都:什么样的回响?
      上官鼎:比如大家开始讨论刚才你提的这些问题。我觉得很不错,也证明一个事情,文学和艺术的力量和学理上的讲述是很不一样的,即使小说里面意犹未尽、点到为止,可是也有它的效果。我一个朋友学哲学的,写的书充满哲理,他说,你写这么厚一本书,想讲的只有一句话,可是呢,这句话读者听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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