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收藏本站  网站试运行

衡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页 > 雁鸣故里 >

【雁鸣故里】洛夫专辑
发布日期:2019-11-26 10:04       浏览次数:      来源:未知
         洛夫,本名莫洛夫,1928年生于湖南省衡南县,1949年赴台湾,现旅居加拿大温哥华。他潜心现代诗歌创作,写诗、译诗40多年,对台湾现代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已出版诗集31部,散文集6部,诗论集5部。1999年,洛夫的诗集《魔歌》被评选为台湾文学经典之一,2001年又凭借长诗《漂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洛夫早年为超现实主义诗人,表现手法近乎魔幻,被诗坛誉为“诗魔”。

首届“李白诗歌奖”大奖获得者。
红油菜苔的传说

洛夫

      1988年,两岸初度冰消。这一年堆在我心中多年的积雪也开始融化。8月我偕老妻终于在隔绝了四十年后又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湖南衡阳。跨出车站,第一眼看到的是四个繁体大字:“衡阳车站”,仍是四十年前我从这里出走时的老样子,一笔一画,仍坚持着刃的锋芒,只是额上布满了沧桑。
 
      归来的游子,飞回的秋雁,被欢迎的人拥簇着挤出了车站。第一个见到的是体态瘦小而精神矍铄的大哥,拥抱时积了数十年的热泪潸潸然流到了唇边。兄弟、亲友、同学又在故乡重聚,时而欢笑,时而悲泣,怔忡之间,恍若隔世。进入衡阳宾馆后,大嫂首先问我最想吃什么,我不假思索说出一连串家乡的土产:腊肉、魔芋豆腐、油巴子……,尤其是母亲的拿手好菜:红油菜苔炒腊肉,腊肉片片透亮,熏得香味绝佳,红油菜苔青翠滑嫩,两者一经热炒,便成了舌尖上的一道美味,多来年在我嘴里随着口水流转不息,只可惜回家那年季节不对,没能吃到这道好菜,仍只是保留在心中的一种传说。
 
      1949年独自离开家乡,远走天涯,我虽忍痛割断了两岸的地缘和政治的过去,却割不断养我育我,塑造我的人格,淬砺我的精神与智慧,培养我的人文素质与尊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而这一切又都离不开衡阳这一方水土的栽培。1988年,四十年后我又“雁回衡阳”,初次见到一些“解放路”、“列宁大道”之类的新街名,不免悚然一惊,有着满腹疑虑的陌生感。街面昏黯,市容与四十年前差别不大,兄弟们住的工厂宿舍破旧不堪,卫生条件惊人地落后。记得有天大哥带我到食堂吃早餐,发现包子硬如石块,跌在地上弹起有一尺之高。衡阳啊!我的家乡,它正期待着经济起飞,脱胎换骨。
 
      二十余年后,2009年10月我再次回到衡阳,发现这个城市果然起了大的变化,早晨我跨出雁城宾馆,漫步街头,仰见高楼大厦林立,满街都是来往的汽车,市容光亮整洁,焕然一新,俨然一座现代城市。下午,文化馆馆长胡朝阳带我去了衡南县政府所在地“云集”,但见到处张灯结彩,千多条写着欢迎与祝贺词句的红布条飞扬在大街小巷的上空,满城一片喜气,原来这天是湖南省文联、衡阳市政府主办,衡南县委县政府承办的“洛夫国际诗歌节”,应邀从各地来参加云集盛会的有各级地方政府领导,中外贵宾,著名诗人、专家学者,以及全国媒体记者数百余人。上午在广场上举行的开幕典礼,观礼者更是万头攒动,精彩的表演节目吸引了大批的热情乡亲群众围观,可谓盛况空前。开幕式之后接着是“洛夫文学馆”的破土奠基典礼,在一阵欢呼,彩旗飘扬,泥土飞溅中,一座为一位健在的诗人兴建的文学馆已隐然成形。三年后,占地约1137平方米,一座风格高雅的江南园林式的“洛夫文学馆”已雄健而不失柔美地坐落在故乡的大地上,而这时我面对的不只是一座深具文学史意义的建筑,而更是一份深厚的难以回报的乡亲关爱之情,当然,还有我内心满溢的愧疚和感恩。
 
      我经常为纯洁真诚的亲情友情感动不已,在衡阳,除了血缘之亲外,我还有许多文学之亲,如从政的诗人胡丘陵、陈群洲、刘定安,从事文化垦植的甘建华、谭耀,称为诗坛新湘军的《湖南诗人》群郭龙、郭密林、吕宗林、寒枝,以及更年轻更具潜力的衡南诗群罗子健、阿鲁、罗诗斌等。每次回衡阳时我都受到他们热情的接待,使我这老迈而又年轻的诗心得到极大的慰藉。
 
      衡阳虽非政治与经济的重镇,却是一座享誉千年的文化名城,累积了极其丰富的人文底蕴,就其名胜风光而言,除了名闻遐迩的南岳外,“衡州八景”一向视为衡阳风景的八大亮点,但大多老旧,已成历史陈迹,亟须开发新的景点。盛明明是一位学养与品味兼备的儒商,经他一手打造的“湘水明珠”景点,沿着湘江东岸逶迤出一片长达数里的碑苑,在花木掩映中罗列众多的巨石,上刻历代名家诗词隽语,蔚为奇观,为“衡州八景”之外,添加了一处耀眼的新景。我希望城内将有更多的新景点出现,让风光点亮文化,让文化提升市民的精神素质。
 
      1996年,由于主客观因素的考虑,我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市。初抵异国,每当黄昏,独立苍茫,在北美辽阔的天空下,我经常像丢了魂似的感到彷徨无依,清晰地感觉到自我定位竟是如此的暧昧而虚浮。“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也不失为一种凄美的境界,但面对“二度流放”的时空,总不免感到一种失魂落魄的孤寒,何处是家园?身份的,也是精神的,这时,我特别思念衡阳。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作家托玛斯?曼流亡美国,有一次记者问他,“流亡生涯是否对你形成极大压力?”他当时毫不迟疑地答道:“我托玛斯?曼在哪里,德国便在哪里。”此话说得多么理直气壮,豪气干云,不仅表现日耳曼民族的铮铮风骨,更显示一个作家的卓绝的自信。我虽说不出如此大气度的话,但也可以毫不愧色地说:“我洛夫在哪里,中国文化便在哪里。”狂妄吗?不然,因为我游走五湖四海,不论置身何处,都带着中国文化。我一直有这么一个感觉,移居异城,只不过换了一间书房,同样的气氛,同样的书香,每天照样读书写字,偶尔面对窗外大雪纷飞时挥毫书写繴窠大字。笔墨来了,线装书来了,它们怕我寂寞,又邀来了庄子、屈原、李白、杜甫、王维、苏东坡几位老友前来做伴,很热闹,但有点拥挤,把空虚和孤独都挤出了窗外。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使我胆气大增,也使我的生命感到扎实,丰盈而尊贵,这时,我想到了衡阳,是湖湘文化早年给了我十足的底气。
 
      每逢晚秋,衡阳名菜红油菜苔炒腊肉已不再是记忆中的传说,而是一股浓浓的、甜甜的、温馨的,意味无限绵长的乡愁,在枕边,在舌尖,在说不清道不明的悬念中。
 
     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
 
      我的家乡在中国湖南南部的衡阳,那儿有蜿蜒千里的湘江,五岳独秀的南岳,是一个人称“寰中佳丽”的地方,相传“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故又雅称“雁城”。
 
      古代湖南远离中土,地老天荒,人才稀缺,自东汉蔡伦始,方形成浩浩荡荡之人才潮流,遂有“湖湘名人蔡伦始”之说,也就有了后来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蔡伦是一位对人类文明做出杰出贡献的发明家,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第7人,他的家乡就在我们衡阳境内的耒阳。
 
      明末清初,衡阳又出了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夫之。他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非凡气概,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总结,形成了中国古典哲学唯物主义的最高峰,与德国黑格尔并称“东西方哲学双子星座”。他晚年隐居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一直是文人士子朝拜的圣地,越来越多的人把它当作一生中必去的地方之一。
 
      衡阳古代虽是贬官之地,但优美迷人的山川风光,南岳衡山佛道共存共荣,引无数文人竞折腰。谢灵运、王勃、张九龄、李白、杜甫、白居易、吕温、齐己、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范成大、辛弃疾、刘克庄、文天祥、湛若水、罗洪先、张居正、徐霞客、袁枚、何绍基、释敬安、谭嗣同、郭沫若、朱自清、田汉等历代诗文大家,都先后来过衡阳,留下了数千首诗词和数百处摩崖石刻,在衡阳文化史上占有独特而卓越的地位,韩愈开云、朱张霁雪更是成为天下美谈。
 
      位于湘江、蒸水、耒水三江汇流处的石鼓书院,是蓝墨水的上游,衡阳软实力的象征。它创建于唐代元和年间(公元806年至810年),北宋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仁宗皇帝钦赐“石鼓书院”匾额,与岳麓、睢阳、白鹿洞书院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书院,在长达1200年的办学过程中,石鼓书院造就的人才之多,实在难以胜计。著名抗元英雄李芾、明末大儒王夫之、千古难寻奇男子彭玉麟、清代探花谭鑫振、光绪皇帝书法侍讲彭述等,都是从石鼓书院走向中国大舞台,“各领风骚数百年”。作为湖湘第一胜地,历代骚人墨客在此激发了欲罢不能的诗情,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词。我少年时代家住石鼓书院附近,经常到石鼓书院游玩,受到石鼓书院文化的熏陶。近年每次回乡,我都要到石鼓书院走一走,看一看,顶礼膜拜石鼓七贤。
 
      衡阳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愈来愈受到国人的重视和海外学人的关注。北宋理学鼻祖周敦颐,幼年丧父,投奔衡州舅父郑向,在衡阳读书、生活12年,后来写作了千古传诵的名篇《爱莲说》。南宋绍兴年间,胡安国、胡宏父子在南岳衡山创办文定书院,形成了一个有影响的家族学人集团,开创了湖湘学派。他们不计利禄,一心求道,身在南岳,心忧天下,体现了以经世济民为己任的崇高胸怀。他们的学风衍化成湖湘文化的基因,氤氲于三湘四水之间,历千百年而不竭。故钱锺书先生说:“中国有三个半人,两广人算一个,浙江人算一个,湖南人算一个,山东人算半个,而湖南人的影响似乎更深远些。”
 
      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精深博大、气势恢宏的历史文化,激励了衡阳新一代学者整理、挖掘、光大、发扬先贤名人事迹的志趣。我的同乡后生甘建华,就是一位痴迷于家乡风物,钟情于桑梓往事,致力于衡阳文化名人研究的湖湘才子。他当年以“西部之西”系列小说散文成名,后又以深度报道成为中国著名记者,经商成功后华丽转身,沉寂书斋七年之久,终于向世人奉献出了一套有雄奇瑰伟之气的著作,《蓝墨水的上游》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本。
 
      甘建华在实地踏勘、慎重采信中发现,衡阳历史上所出现的文化名人,丝毫不逊色于中国的任何一个地区,有许多开宗立派的大师,有许多星光灿烂的人物,囿于历史资料的阙如,我们以前可能闻所未闻。为了弥补这种缺憾,他与他的学术顾问反复商榷,特地精心编撰了一个《湖湘文化名人衡阳十字歌诀》,既简明易记,又琅琅上口,这就是:一纸圣、二状元、三学宗、四耆宿、五书家、六僧道、七贤人、八画师、九文士、十世家。可以这样说,衡阳文化在走过两千多年历史之后,终于等到甘建华来做一个系统的总结了。
 
      甘建华游走于文学和历史之间,坚持精致写作、快乐阅读的原则,行文中充溢着对衡阳人文历史的温情和敬意。他花费4年时间深入研究,查找到了衡阳籍298名进士的科第年里。而关于元代衡山人何克明的情况,他更是孜孜以求,广征博引,最终查证了何克明的状元身份,让他的名字进入了《中国历代状元榜》(《两个半状元》)。甘建华之前,我们有多少人知道,欧阳询、周敦颐、文徵明、曾国藩、王闿运是衡阳人(《乡关何处》)?李白是否确曾到过南岳(《李白、杜甫与衡阳》)?《梅花三弄》、《潇湘水云》、《平沙落雁》居然出自衡阳(《中国十大古琴名曲衡阳有其三》)?石鼓有前七贤祠,怎么还有一个后七贤祠(《石鼓书院七贤》)?衡阳保卫战可曾有一首衡阳守军及衡阳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赞歌(《<中湘颂>与衡阳保卫战》)?甘建华焚膏继晷,搜寻吉光片羽,据说有些文章修改不下百次之多。但他的个人化写作,他所做的这一切无量功德,为人们重新审视衡阳这座湖湘名城,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口,并进一步提升了衡阳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地位。
 
      我认识甘建华是在2004年金秋,尔后每次回乡,他都要来看望我,使我心里非常感动。2005年,他来信告诉我,他在湖湘文化名人网站为我建立了洛夫频道,这是中国大陆文化人士中第一个为我做的网站。我从加拿大给他寄去了一幅行书斗方,是一幅录庄子语:“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宁寂淡然,心智从不滞留一方,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自然都汇聚在他的周围。我想,这是对甘建华为衡阳地方文化事业所付出的精力与智力,一个比较准确的描述吧。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牵头成立的衡阳市湖湘文化研究会的诸多专家学者,都以甘建华式谨严的治学风格,相互砥砺,奥援有灵,即将陆续捧出一批衡阳历史文化研究的精品力作,我因此而感到非常高兴。
 
      那么,就请读者诸君看好了,在蓝墨水的上游,湖湘文化曾经迸发出了怎样璀璨夺目的光辉。
 
      2010年9月于加拿大温哥华雪楼

访谈录1:乡愁是一种治不好的病
《凤凰网》 佚名

       诗人追求的不是流行而是永恒
 
      笔者:请简单介绍一下您近年来的诗歌创作情况。
      洛夫:2000年,我完成了3000行长诗《漂木》的创作,并于新世纪的第一天在台湾《自由日报》连载两个月。2001年,《漂木》出版后佳评如潮,并曾多次获奖。《漂木》简体字版已于今年9月在北京出版。2004年,获北京“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去年,第三次当选台湾“十大现代诗人”,名列首位。今年5月,应福建文联之邀,参加在福州举办的“诗之为魔---洛夫诗文朗诵会”。前几天,应上海作协之邀,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2006秋?上海?洛夫诗歌之夜”。
 
      笔者:您早期的诗歌创作曾致力于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尝试,风格独特,意象奇谲诡异,被诗歌界称为“诗魔”。但是自《魔歌》之后,您开始了从超现实主义向传统的回归,并努力从现实生活中发掘诗情,创作的风格也趋于简洁平静。请问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明显的变化?
      洛夫:我早期向西方现代主义学习,是为了寻求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后来,慢慢成熟以后,我作为一个中国诗人,内心想要表现的还是中国人自己的风格,是一种民族性的东西。中国古典诗歌有特殊的美学,是一种意象之美,这种美有延续性,有生命力,我向外国取经,最终还是要回来的,这是一种自我觉醒。上世纪80年代,台湾诗坛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诗的价值予以重估,我的一个新的探索方向便是如何把中国传统的哲学、美学、人文精神融入现代诗歌形式之中,希望能衍生出一种新的东西---中国现代诗,或称现代化的中国诗。我当时曾主张中国的禅宗与西方的超现实主义相结合。
 
      笔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书法艺术产生兴趣,并着手练习书法的呢?
      洛夫:就在我重新发现中国古典诗词之美和传统文化的价值,而开始修正自己的美学观念时,我突然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小时候在家乡也临过帖,但去了台湾后几十年未拿毛笔,自从有一次参观台北历史博物馆的“历代书法名家展”之后,我被展出的书法作品迷住了,千百年来远古的时间就在他们的造型美中停止了,这时我才知道什么叫做艺术的永恒,才开始下决心拜师学习书法,那一年我55岁。
 
      笔者:作为一名现代诗人,您眼中的书法是怎样一种艺术呢?
      洛夫:在我看来,书法就是技巧地、有方法地运用毛笔、水墨和宣纸的特性来写字,这个“字”乃是一种超越符号的艺术形式,不过这个字必须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辨识,否则就不是书法,而是绘画。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观念,即“空间的创造”。书法虽不是绘画,但却有水墨画的性质,特别重视“留白”,黑白虽只有两色,但两者交融互补所产生的变化却是无限的。一幅艺术性很高的字,能使人感到气韵生动,像音乐似的,具有优美的节奏感,这些都是书法艺术的空间效果。“法”的突破才是书法艺术创造的开始。书法重视“法度”,但为了使书法从技术层次提升到艺术层次,为了创造新的空间,在形式上结构上必须追求法的突破。一位有创意的书法家,要能从有法到无法,懂得如何与师傅告别,不管这个师傅是颜真卿,或现代的张老师李老师。书法艺术的突破不是不要“法”,而是要建立新的法,新的秩序。
 
      笔者:您是一位相当前卫的现代诗人,现在又从事了一种非常传统的书法艺术,您不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吗?
      洛夫:表面看来是很矛盾,但从纯美学观点来看,真正美的东西是万古常新的,超越时空的,唐朝怀素和尚的草书,至今看来还是那么气韵生动,富于节奏感,所以他创造的美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我所追求的艺术,只是一种本质上的美,不管它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
 
      笔者:当前中国诗坛上最引人关注的事情是由诗人赵丽华的诗歌创作所引发的一场激烈争论,诗歌也因此事件而暂时摆脱了边缘地位,而登上了很多报刊媒体和网站的头条。请问您是否注意到了这个争论,您又是如何评价这个事件的?
      洛夫:诗本身是一种创作,拿中国诗歌最高峰时期的唐朝来说,那些流传下来的诗都是有诗的趣味的。很多人拿着口语化写作的诗问我,这是诗吗?我说真正的诗不是这样子的,诗人追求的不是流行而是永恒。中国当代诗人用口语写作除了表现时代性以外,还要加强艺术性,应向中国古典诗歌去学习,要找回来已经失落了很久的意象之美。当下的诗歌之所以会处在一种边缘化的境地,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叙事诗和口水诗的盛行。
 
      乡愁是一种治不好的病
 
      “诗歌需要长期的观察、体悟,它是生命内涵的再创造,没有诗歌的民族就没有文化,没有文化的民族就没有希望。”
华发斑驳,面带笑容。耐心而认真地回答着每个问题,面对一群随时准备“发难”的记者,洛夫显得从容而淡定。当他的作品《雨想说的》、《漂木》出现在“中山杯”华侨文学奖的参评登记表上时,他笑着说,取道中山,没想到有意外的收获,那是出版社帮他报上去的,得奖与否,已不在心间。
 
      笔者:在海外生活多年,您如何看待这些年华侨文学的发展?
      洛夫:这些年海外的华文文学越来越繁荣,在温哥华就有一个“加华”作家协会,每年举办一次研讨会,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子选择了用写作来表达精神诉求。我曾经在2000年写过三千行长诗《漂木》,表达的就是这种情绪,海外华人就像漂木,在时代之风吹袭下随波逐流,他们最向往的还是祖国的关怀。他们需要透过写作求得精神的力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得到支持。
 
      笔者:确实,乡愁已经成为华侨文学非常重要的母体,如果当年不离开故土,就没有了这部分文学的枝叶。
      洛夫:我是1949年去的台湾,而后去了加拿大,如果我当年不离开大陆,就很难有现在的作品,我一定沉溺在政治的苦难中被打为“右派”。所以与祖国恰如其分的距离让我重新回过头审视我曾经生活过的这片土地。当1988年我回到故土湖南,下了火车站看到“毛主席万岁”时,心里还是有点害怕的,道路名不是解放路就是红旗路,已经完全没有了小时候那么优雅的名字,我才明白原来乡愁是一种病,是一种医不好的病。我怀念的是旧时的家乡,父母、玩伴,但如今回去物是人非,父母已不在人世,我就如一个孤魂野鬼在世间漂泊。
 
      笔者:有人称呼您为“诗魔”,您接受这个叫法吗?
      洛夫:我想“诗魔”是说我的诗歌语言技巧变化多吧,这只是别人给我贴的标签,我不否认也不承认。我的写作也不是靠激情来完成,写诗不需要太热情,它需要冷却下来的凝练,所以我常常需要一个星期的酝酿然后动笔。诗歌需要长期的观察、体悟,它是生命内涵的再创造,没有诗歌的民族就没有文化,没有文化的民族就没有希望。
 
      笔者:您曾凭借《漂木》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中国人似乎有种“诺贝尔”情结,您认为中国文学离诺贝尔文学奖到底还有多远?
      洛夫:这个问题我也曾跟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马悦然谈论过,马悦然是瑞典文学院18个院士评委中唯一懂中文的人,我们俩都不抱太大希望。诺贝尔每年从全世界选出100位非常优秀有影响力的作家,再从中选出五位候选人。可以说这些作品都是文学界珍品之珍品。有人说诺贝尔是英文写作观念下的产物,所以亚洲语言不占优势,但是日本作家却也获得过。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翻译不好,中国的语言千变万化,文字的背后饱含丰富的思想感情,不是说你把它译得通顺无误就可以的,作家的风格、个性如何表达,这才是最关键的,小说很难,诗歌就更不用说了。诺贝尔确实有西方的价值观念在其中,尤其是瑞典人,但是《赛珍珠》写的是中国题材,也拿了奖,这又如何解释呢?所以并不是评审对中国写作有特殊看法,最终还是要看作品的艺术高度。依我看,中国的上个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作品确实不行,近二三十年开始有了好作品,但是翻译得好的作品也不多。
 
      笔者:中山首次举办华侨文学奖评选,您认为好的文学奖应该具备什么素质?
      洛夫:中山举办华侨文学奖评选是个很好的活动,可以将这些年的作品做个系统的梳理。我认为好的文学奖应该是有独创性,艺术性以及现实性、具有广度和深度。

访谈录2:洛夫:写诗是一种价值的创造
《长江商报》 卢欢

      曾在台湾生活、后移居加拿大的著名诗人洛夫近日在武汉举办了两场诗歌分享会,并与读者分享了他的新作《洛夫诗精编》。
 
      16岁时在家乡湖南衡阳开始写作,60年前在台湾创办《创世纪》诗刊,如今已经86岁的洛夫还在坚持写诗,其诗歌、散文、评论及其他著作已出版60多种,获奖无数。他和余光中一直被世界华文诗坛誉为“双子星座”。2001年,已经73岁的他还写出3200多行的长诗《漂木》,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去年,他凭借《洛夫诗全集》获得了第1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提名。
 
      上周,他在武汉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一个多小时的访谈中,他从初学写诗到探索现代诗歌,再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眸的三个阶段回顾了自己70年的创作历程。“诗人必须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也因此开始对中国古典诗歌重新认识,利用西方的艺术技艺,表现中国的人文精神、美学思想、生活情趣。
 
      乡愁表面上渐渐淡去,却深深埋藏在了心里
 
      锐读:您老早被评论家打上了“诗魔”的标签。这势必让您的其他面孔也被掩盖。您怎么看待自己不那么“魔”的一面?
      洛夫:“魔”其实就是一个面具,背后的我还是很正常的。在整个人格构成和思想方面,我是非常严肃正规的,完全看不出有什么歪门邪道。对于儒家的思想,我一直很重视,这可以从我的诗歌里看得出来,我只是表现手法上走了一个不正常的路,那是表象。我后来不是写了很多长诗吗?长诗就是从“魔”和“禅”进化演变而来的。如果没有当年的叛逆,就难以有创造性。尤其对一个诗人来说,创造性是非常重要的。
 
      锐读:经历了1949年从大陆去台湾的“人生中的第一次流放”和1996年从台湾搬到加拿大温哥华的“二度流放”,您写出了《边界望乡》、《漂木》等诗歌代表作。人们说,乡愁有两种表达式,一种是余光中的《乡愁》,另一种就是您的《边界望乡》。流放、漂泊的经历给您带来了什么?
      洛夫:我是一个人去台湾的,几十年来对童年时代的追忆、对兄弟、同学、朋友的思念,一直成了我心里很大的心结。时间久了,乡愁在表面上渐渐淡去,实际上却深深地潜藏在内心里。刚好有一年香港中文大学邀请我去访问,余光中带我到落马洲参观。我透过望远镜看对面深圳,那模糊的河山,流了眼泪,那种感动啊,就是游子在外几十年有家归不得的感受,明明家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就是去不了!回到台湾后写了这首诗,发表后引起很大的轰动。我们从小在书本中读到中国文化地理,那种文化乡愁也是非常深重。我的《边界望乡》、《湖南大雪》等好几首诗歌都属于这个范畴。大乡愁,不光是个人情感问题,而是关于整个民族文化的一种牵挂,一种深深的怀念。
      那时候我就像是天上漂浮的云朵。云是自由的,我也有自由的心态。写诗必须有心灵自由的空间,在漂泊的状态下,内心会特别敏感、丰富,所以写下了很多乡愁诗。
      我不是“回归传统”,我是“回眸传统”
 
      锐读: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诗歌《漂木》,是您70多岁创作的一首三千行的长诗。它是否可称为您诗歌创作史中的一首“集大成者”的作品?
      洛夫:《漂木》确实是我整个思想和诗歌美学发展的很综合的表现,包括我形而下的经验,比如对战争、死亡这些严肃问题的思考;还有形而上的东西,比如生命处于茫然状态的心境、个人对宗教方面的看法等,都在这首长诗里有很完整的体现,整首诗可以说是我整个人生的哲学思考。
 
      锐读:从后期的诗歌来看,您与余光中等诗人一样,在接受西化多年后又选择了重新汲取传统文化。为什么?
      洛夫:我后来对中国传统的东西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我发现,事实上,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些东西,就已经有了象征的手法和超现实主义手法。唐诗中,李商隐的诗歌有象征,李白杜甫的诗歌都有超现实主义手法,只是古时还没有这个说法。我觉得,中国传统诗学有很多值得我们现代诗人借鉴的的营养成分,所以再重新来发现传统。
      别人说我是“回归传统”,我认为不是“回归传统”,不是“浪子回头”。传统没什么好回归的,你还要写那个小桥流水吗?你还会用旧的手法来写诗吗?当然不可能。我对传统的东西做一个回顾,我觉得是“回眸传统”,对它的价值再评估,发现里面有很丰富的古人特殊的审美经验和人文经验,这些在西方文化里是没有的。我们祖先的丰富宝藏,我们自己不应用,反而是跟着西方走,这不是好办法。
      但是,我又不能把西方的表现手法完全丢弃不顾。所以,我用西方现代主义很新颖的表现手法来表达中国固有的美学思想。后来,我都是把现代的和传统的、中国的和西方的,相结合起来,变成我诗歌创作的主要途径。
      写了50首新诗解构唐诗,强调实验性
 
      锐读:您最终发现自己“穷其一生都在追求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的彼此参照与相互融合,并希望由此而衍生一种新的东西——中国现代诗,或现代化的中国诗”。那么与这种写作实践对应的,是否要建立新的审美标准?
      洛夫:这种现代化的中国诗的审美标准或者规范需要去创造。这需要对中西两个方面的深刻理解,才能运用自如。我想,更重要的是通过实验的精神,不怕失败,不怕风险,追求你的理想,去尝试,这样也许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我近两年写了一系列唐诗解构的诗歌,诗集《禅魔共舞》里收录了一部分。我一共写了50首,上个月在台湾出版了《唐诗解构》这本书。江苏文艺出版社马上要出简体字版。新书的内容一部分是唐诗原作,另一部分是我解构的新作。我把李白、王维等几十个诗人耳熟能详的诗作,尽量保持原来的意境和原有语言、情感的韵味,打破格律,用很现代的语言,带着我个人强烈标志的语言,改写成一首首新诗。它们在文本上看是两首诗,仔细看内容,好像是一首诗。这与鲁迅的《故事新编》有点类似,好像过去没有人做,特别强调实验性。
 
      锐读:我也注意到将唐诗进行“重写”是您近些年诗歌创作的一条主线。您自认为这类作品的目的何在?
      洛夫:关于这类作品的创作,我有两个具体目标。现在有些年轻诗人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古典诗歌不重视,甚至轻视,嗤之以鼻,认为还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其中还包括有名的诗人。他们看到我改写的诗歌后也许会产生新奇感,慢慢地接近唐诗。我对唐诗有特殊的感受,总认为唐诗有一种特殊的神韵。它所拥有的神奇的魔力、美感,是世界其他诗歌所没有的。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是,诗歌本身是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就是要经过一代代的解读、评述、批评、诠释,使得诗歌的生命不断成长,更证明它的永恒性和超越性。
      在我心中,诗歌是神圣的。写诗是一种价值的创造,包括人生境界的创造、生命内涵的创造、精神高度的创造,尤其是语言的创造。如果没有诗歌,中国没有唐诗宋词,这个民族的文化显得很低俗很肤浅。诗歌可使语言增值,使我们民族语言新鲜丰富而精致。诗歌的语言是一种创新的语言,可以创造一个新奇的、不会复制的意象世界,可以影响一个民族的语言的新变化。诗人就是要去建构语言,让民族语言的面貌不断改变。
 
      说着说着
      我们就到了落马洲
      雾正升起,我们在茫然中勒马四顾
      手掌开始生汗
      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
      乱如风中的散发
      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
      一座远山迎面飞来
      把我撞成了
      严重的内伤
      病了病了
      病得象山坡上那丛凋残的杜鹃
      只剩下唯一的一朵
      蹲在那块“禁止越界”的告示牌后面
      咯血。而这时
      一只白鹭从水田中惊起
      飞越深圳
      又猛然折了回来
      而这时,鹧鸪以火发音
      那冒烟的啼声
      一句句
      穿透异地三月的春寒
      我被烧得双目尽赤,血脉贲张
      你却竖起外衣的领子,回头问我
      冷,还是
      不冷?
      惊蛰之后是春分
      清明时节该不远了
      我居然也听懂了广东的乡音
      当雨水把莽莽大地
      译成青色的语言
      喏!你说,福田村再过去就是水围
      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
      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雾
      ——《边界望乡》

     上一篇:【雁鸣故里】雷正凡专辑
     下一篇:没有了


地址: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湘江南路47号 电话:0734-3127198
版权所有:衡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湘ICP备10027606号-1 技术支持:衡阳联信网络